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黄果树瀑布旅游资源评价

本文先对黄果树瀑布地理位置进行介绍,然后对环境及瀑布资源特点进行分析,最后对瀑布资源本身评价.从其价值、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从落差、宽度、流量、形状、声音、周围景色等方面,对黄果树瀑布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从而揭示黄果树瀑布旅游资源的潜力和吸引力,为该旅游资源的管理和开发的规模提供理论依据.     

法律修辞的论证视角

如今人们对"修辞"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修辞只不过是实际生活中的文字修饰,甚至是一种"为了说服而说服"的"毒药般"方法或手段。究其原因:一是对修辞研究领域的认识不清导致的概念混淆和曲解;二是在研究和分析修辞时放弃了以论证为基础的传统。现实情况是法律修辞无法避开这种贬义性评价之厄运。事实上,如果回归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不难发现法律修辞并非追求那种完全置法律论证不顾、一味追求"为了说服而说服"的"华而不实"、"浮夸连篇"、"玩弄词藻"的说服技艺,而恰恰是建立在法律论证基础之上的修辞。     

大学生法律通识教育中的辩证关系

大学生法律通识教育在思想教育功能之外,还应当具有传授法律知识的功能。教育内容应当根据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法律素养的教学目标进行合理选择,注重针对性。法律类公共选修课程在高校层面应有系统规划,确保适应学生学习需求的课程稳定开设。法律通识教育也应当关注法律实践能力培养,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文书写作技能。     

论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问题乃是对家庭内部稳定结构的破坏。本文以对家庭暴力行为的释义为切入点,结合对当前国内家庭暴力问题的现状的阐述,分析了家庭暴力问题的成因,据此提出家暴问题的规制路径。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率先开始工业化让英国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则提高了扩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促使企业家群体放弃贸易保护主张,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但1815年的《谷物法》人为提高了粮食价格以及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损害了工商界的直接利益,同时也引发欧洲各国的贸易反制。1839年企业家群体主导的"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英国工业的繁荣和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英国全面转向自由贸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企业家群体和工业优势的衰退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自由贸易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兴衰则与自由贸易兴衰具有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