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民法典》不应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把握取得时效制度建立与否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特征,将为我国的民法体系建设提供科学的认识理论依据.目前,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没有确立取得时效制度,新出台的<物权法>也没有在此方面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具有特定的复杂性,对取得时效制度的正确认识应当把握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由于目前不动产登记制度和即时取得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和法规的完善,时效取得制度的适用空间已经逐步缩小;对取得时效制度建立与否进行法理和现实分析,把握对物的归属和物的利用效率原则,从而明确建立取得时效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和道德价值取向,进一步透视出取得时效制度的建立不利于公共财产的保护和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从根本上认识我国已无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课程分析与应考策略

《社会工作政策和法规》是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中级）的三门考试课程中,最需要考生花时间和精力应对的一个科目。对参加中级考试的考生来说,该课程复习的难度的主要是：大多数考生只对与自己工作相关的某个政策熟悉,对该课程的大部分政策与法规不熟悉;政策与法规需要识记的内容多,其内容条目的特点是既具体又确定,考生只有准确记忆才能应对考试。     

论溢出效力与党内法规性质的独特性

围绕党内法规“溢出效力是否存在”衍生出“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基本立场以及更为具体的四种观点,党内党外关系与效力自身性质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由实证考察发现,党内法规无论是在规范文本还是实践样态中都存在着从党内向党外溢出的客观实情,讨论重点由此应转向效力性质本身。由法学转借而来的效力解读即“约束力论”因其方法论前提及其对外在行为的聚焦使其难以适用于党内法规,应对此挑战的“转化力论”亦存在概念不周延问题。实际上,党内法规效力应当是一种“制度性规范秩序力”并保留了规范调整内心的因素,党内法规的性质由此也首先集中表现为制度性规范秩序。在此框架下,能够较好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法治体系中的结构性关联等问题,同时还可以更为明确地把握到党内法规调整内心塑造思想秩序、严格自律乃至自我革命等方面的性质独特性。     

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衔接研究

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的衔接不仅仅是规范适用问题,也是规范解释问题。《纪律处分条例》和《政务处分法》规定模糊,在具体适用条件上规定错位,就会导致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适用不够规范和轻重失衡。对此需要对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从现实和规范两个维度分析,从各处分手段的匹配、执纪执法的目的、不确定概念的解释角度去促进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的衔接。综合运用其他问责手段去弥合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的错位,做到纪律评价和法律评价的统一。     

发端于中国本土的“软法”机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透析及其逻辑解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在当前的法治体系建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将外来的"软法"概念及其"软法"思潮移情于中国本土,方可以认知"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在实践中,"党内法规"的"软法"旨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党内政策-法与政策的集合体-软法"这一范式转换逻辑。在蜕变为"软法"之后,"党内法规"又与"国家法"演绎出共生、共治、背离三种互动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切实推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衔接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则需首先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基本精神与价值旨趣的融通,继而达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制度对接,促成两者双向建构。     

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目标、问题与路径

基于规范主义法学和法社会学的不同研究角度,理论界对党内法规制度属性的认识出现差异。党内法规作为一类重要的治理规范,其建设必须以良法善治为目标。当前,党内法规建设存在着规范性仍需提高,实效性有所不足,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仍需加强等问题。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以习近平依规治党思想为指导,使党内法规建设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契合,服务于党的建设的实践需要。同时,推动党内法规由义务性规范向义务与权利平衡性规范转变,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     

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制度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法治理念融入管党治党实践、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本路径。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发展性,针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宏观设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党内法规的科学制定,党内法规的与时俱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及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坚持制度治党,必须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思想,全方位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