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宝贝，为爱加速中”--義利品牌活化年度策划案

“義利”作为北京食品行列中的老字号品牌,享有“面包王”的美誉,其产品除了“義利”面包外,还有巧克力和各种糖果。其创始人詹姆斯·尼尔是在中国创办“義利洋行”时,从“本土化”考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纳了“先義后利”的儒家思想,开创了義利品牌。这是品牌的起源,也是品牌文化的根源。     

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

歇家作为近代青海地区特有的民族中间商,在西北商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与洋行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一。经初步探讨,歇家早在洋行进入之前就已活跃在青藏地区,洋行没有使歇家买办化,二者只是特定时空中的商业合作伙伴,歇家的衰落与洋行也无直接联系,青海地方官僚资本的商业垄断才是歇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歇家曾与洋行合作过就否定其在近代西北民族商贸中的重要地位。     

钱庄业研究综述

钱庄是中国古代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近代中国发生了一场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巨大变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出现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在金融领域就表现为传统钱庄与现代银行长期并存.对本课题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本文试图从钱庄的起源、性质与作用、与洋行、银行的关系、钱业公会、钱业区域性研究、钱业人物、钱业家族的研究等方面在学术史上进行一番梳理.     

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

18 73年唐廷枢脱离怡和洋行 ,结束买办生涯 ,从困境中接管轮船招商局到 1 885年愤辞轮船招商局共1 1年时间。他完成了由一个洋行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变 ,而发展壮大民族资本 ,收回利权的爱国行动 ,按照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经营轮船招商局等则是这种转化的集中表现     

外资收购无孔不入——避过政策的规管，违规进行行业整合

上个世纪初,由于义和团之乱,英国驻天津领事亲自带兵冲进张翼宅,以张家养有大量鸽子为由,认定“疑与拳匪相通”,逮捕了张翼,把他关在太古洋行的一间旧厨房里。     

《中国近代的财与兵》:钱袋子与枪杆子

<正>前不久,学者刘刚、李冬君的《中国近代的财与兵》面世。本书从兵权、财权角度看近代史。作者认为,自宋、明、清至于民国,纷繁百态无外乎地方兵权、财权与国家兵权、财权的博弈,而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虽一脉相承,却各有千秋。后来者袁世凯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也是以兵权、财权相搏。文化视野下的财与兵作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把中国的财与兵问题纳入到文化视野,用思想史的眼光去打量,从而提供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视角。本书开宗明义,在"题记"中解题道:"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     

近代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

近代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作为外资在华投资的特殊形式 ,在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与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代表——钱庄 ,在金融业的贷放业务方面 ,或角逐 ,或依赖 ,时而竞争 ,时而合流 ,形成由相对独立、各自为战 ,到三足鼎立、彼此倚重 ,再到以外国银行为主宰、以洋行和钱庄为附庸的三次阶段性演变。三者关系的动态图景隐显近代中国社会的金融三巨头在调整中发展的轨迹 ,亦透露了中国近代金融领域资本主义化的新气息。     

略论晚清钱庄与洋行关系的互动性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洋行作为一种经济侵略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来到中国。它与扎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金融机构钱庄发生了激烈地碰撞,两者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相互合作。在洋行刚进入中国时,它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不得不寻找合作伙伴,由于钱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洋行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在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后两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洋行对钱庄所具有的封建性质越来越不能容忍,洋行需要把钱庄改造成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在两者的利益矛盾面前又相互排斥。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钱庄只有在布局和功能上不断地适应洋行的发展需要,才可能生存下去。     

倪嗣冲与怡大洋行借款案

怡大洋行借款案是由晚清安徽地方公债演化而来的一笔地方外债,在前清和柏文蔚主皖时期均没有得到解决.倪嗣冲主皖期间,积极关注此案,陈明皖省财政困难情形,请求中央代为偿还.遭到拒绝之后,开始积极谈判解决.后又尝试举办短期公债,主动设法清偿.倪还款态度的积极转变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此案从侧面反映了民初中央与地方财政上的矛盾以及倪嗣冲主皖时期安徽的军政割据状态.     

略论1840～1895年闽台贸易关系

１８４０～１８９５年间，经营闽台贸易的商人组织有外国洋行、台湾的郊行和福建沿海市镇的商行。闽台贸易范围，在福建以闽南特别是厦门为中心，在台湾则以基隆、鹿港、高雄为中心，外国洋行的介入逐渐控制了闽台对外贸易，对传统的闽台贸易关系产生了诸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