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舍利到帝王:耶律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内涵

契丹故俗尚简 ,是辽朝太祖太宗时期的历史实际 ,但故俗尚简的历史内涵 ,则是标示了契丹社会刚刚由氏族大家族家庭形态过渡到独立的个体家庭形态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历史作为也留下了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深刻烙印 ,从而成为诠释和把握辽朝初期史实的重要线索     

清康熙朝后期政治与中日长崎贸易

直至晚清 ,中日两国交通仅限于长崎贸易一途 ,其中虽无任何冲突性事件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长崎贸易对两国政治影响的空白。事实是 ,清代前期来自长崎铜贸易的任何变故都曾对中国内政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就康熙朝第二次钱制改革受长崎铜贸易牵制的史实考察 ,回答清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及中日关系在清前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及洋务思想

晚清的经世学派,以龚自珍、魏源为旗帜,而魏氏在经世方面的建树比龚氏更大。左宗棠曾说:“道光朝讲经世学者惟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     

加强中朝经贸合作的战略思考

加强中朝经贸合作不但具有经济层面的需要,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文章从中朝经济互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地缘政治、东北亚区域安全及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等角度对加强中朝经贸合作的战略意义进行了论证,同时分析了中朝经贸合作的态势、潜力,并提出了推进中朝经贸合作的对策思路。     

战后日朝关系的发展和演变

战后以来,日朝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的非正常状态,1965年《日韩关系条约》签定,日本政府承认韩国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实际上关闭了日朝官方交往的大门。198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缓和,日朝关系也逐渐解冻,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由于双方立场相距过大,虽然多次会谈,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进入21世纪,日本首相2次访朝,日朝关系有所进展。但日朝关系能否迅速走向正常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受到美朝关系和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制约。     

明太祖"四民说"探微

明代经济活动多记载在《明史.食货志》里,而且君臣的经济思想也多见于《皇明宝训》之中。明太祖关于四民之业的论述,分别载录于《洪武宝训》卷三的"勤民"和卷四的"仁政"之中。     

袁崇焕与明天启朝党争

剧烈而持久的党争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点。党争造成官员集团的分裂和内讧,辽东边臣也被卷入党争之中,其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深受党争影响。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明朝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主要标准。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东林党的支持。袁崇焕自视为清流官员,长期坚持同阉党作斗争,天启末年为顾全辽东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灾祸,又一度转而与阉党合作。明清战争是影响朝廷党争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焕的个人命运是朝廷党争和明清战争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注脚。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