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魏晋南朝时期的堰埭建设

堰埭建设在水利建设史上被长期忽视。其肇始于先秦,发展于魏晋南朝,在农业水利和军事防御两个方面均体现出独特的功能。一般而言,堰多用于农田灌溉、排洪抗涝、军事斗争等方面;埭则兼用于内河水道航运方面,形成此期重要的人工水道,并因此成为政府埭税的重要依托。堰埭建设对古代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综合性的影响。     

论魏晋南朝时期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以追求和谐、关爱生命、顺天应时、劝勉农桑等为代表的生态意识,一直是中国传统生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生态意识演进的重要阶段.魏晋南朝帝王诏书在布告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蕴含着有益的生态意识,表现为:调和阴阳、济育群生的生态和谐意识,采捕以时、宽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弛禁山泽、劝课农桑的生态经营意识.三者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对传统生态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论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及其终结

古代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到了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到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致使双方传统宗藩关系终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宗藩关系作为东亚国家关系上的自然而然的选择,对于促进相互间各种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简要地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形成、发展及其终结的全过程进行了梳理。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     

寰中谁是中华?——从17世纪以后中朝文化差异看退溪学的影响

本文以李朝朝鲜汉文文献为主,讨论17世纪以后朝鲜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并且分析清代中国与李朝朝鲜对于程朱思想、退溪学说的不同态度,是否导致了文化的不同趋向.按照朝鲜文人的立场来看,清帝国的社会和文化已经偏离了朱子所设计的社会方向,而朝鲜却由于退溪学影响的存在仍然恪守文化传统.可是,这种对传统的偏离与坚守,对于中国和朝鲜的历史究竟是福是祸,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均势视野下的朝核危机

均势理论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历史中,它对于和平的实现和维持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朝鲜半岛一度因朝核危机而几近战争的边缘,朝鲜核问题事关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以及与中、日、美、俄之间的大国关系,并成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维持均势是大国之间博弈的结果和各自利益的真实体现。     

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

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的元明易代,对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初在"用夏变夷"、"复古"等口号下推行的礼俗整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民间日常杂礼的清整和规范,即是其中的内容之一。明初在"别华夷"、"正名分"等理念推动下进行的礼俗改革,实质上是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互配合,对民间生活进行的儒家化改造。它们共同塑造出明代前期整饬有序的社会样貌,也创造出一个后人看来礼制谨严、风俗淳厚的时代。     

论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中父权家长形象的塑造

朝鲜朝时期父权家长形象根植于宗法父权体制,构建于家庭伦理观念。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文本中的父权家长形象多是一个在矛盾中彷徨的家长,害死子女的无能家长,囿于家庭伦理秩序的无奈家长,期望获得婚姻自由的家长。在朝鲜朝社会,由于文化的变迁以及对家庭小说文本中父权家长形象塑造的影响,人们具有了自我觉醒意识,因此一家之长的地位被动摇,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被解构,父权家长制逐渐走向衰微。     

清末民初中朝边境商埠及其国际贸易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外双重动因驱动下,中朝边境形成商埠区,其国际贸易呈现新的特点:中朝边境进出口贸易额整体处于上升态势;国际贸易取向发生变化;但同开埠前相比,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不明显。中朝边境开埠亦产生重要影响:它使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在争夺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中,日本最终压倒俄国开始占据上风;同时推动了区域贸易近代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开发与社会变革。但对主权逐渐流失的中国而言,中朝边境商埠除却本身固有的经济内涵外,凸现更多的则是强敌欺凌的政治霸权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