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仙人王子今”——海外汉学论著的“古文词”汉译

“译”是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受到重视的文化事业。“译人”承担着文化交流中介的重任。马建忠很早就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提出,翻译人才应“长于汉文”,“长于古文词”。陈乐民著文《难哉译事》,指出如果“译者国学修养有所欠缺”,将很可能影响译作的学术质量。他说,遇此情形,“当然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我们以为“译”之不易,是长久的文化难题。社会期待的好的翻译家,尤应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习。因为学术著作的读者,自有文化修养,正如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所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以秦汉文献为讨论对象,可以看到外文论著有所引用,而汉译有未能令读者满意的不足。     

“仪”与“朝”:明代朝参议政及其沦失的历史考察

朝参是明代君臣共同议决国事的重要制度。较之唐宋,明初朝参仪制屡经调改,趋于简化,形成更定起居礼仪、分立内外朝仪、弱化朝仪等级等独特运行机制,并在议政、理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君臣互动、决政、共治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初皇权造极之际君臣分明、礼法严明的秩序格局。至明中后期,朝仪繁冗杂复、废时误事,加之时有皇帝怠政不朝、廷臣惰政失朝,以致朝仪与朝政的矛盾日渐凸显,朝参也逐渐失去议政决策的原初功能,进而沦为仅是皇威至上、皇权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礼仪象征。     

普天同庆班创立动因及同治朝承应考

同治年间,以奕?为首的亲王朝臣对内廷演剧管控极严,尚未擅权的慈禧太后选择了折中的方式与之周旋,即将内学伶人召入寝宫当差,普天同庆班就是以此为契机肇始。以往研究者多认为普天同庆班产生于光绪朝,实际上该班在同治二年已现雏形,至同治五年开禁时,该班所演剧目已占当年演出总量的六成。一方面,昇平署内学演出昆腔、弋腔的历史由来已久,内学伶工对于皮黄为主的乱弹新声怀有抵触情绪而不愿习学,远不及慈禧本宫太监那般言听计从;另一方面,调用昇平署太过兴师动众,每次演出必有《差事档》记录,容易引起朝臣的注意。以上两个原因造成普天同庆班在同治朝的演出以乱弹剧目为主,而昇平署内学则主要演出开团场戏、昆弋折子戏和寻常轴子戏等宫内传统剧目。     

现代湘语中的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

现代湘语语料显示，从历史词汇的观点而言湘语有一个层次来自六朝江东方言。有三个口语词汇可以证明上述推论：“渹”（凊）、“鼎”（铛）以及“侬”。“渹”（凊）、“鼎”（铛）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侬”则来自南朝时期的文人乐府及民间歌谣。现代湘语中或多或少保留了这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由此可见，东晋南朝的“吴语”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

《建州闻见录》所勾勒的女真人形象,是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与《建州闻见录》作者兵败被俘囚禁建州的真实印象两相叠加的产物,具有既主观又客观、既理想又真实的双重特征。它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朝鲜人而不是女真人。作者在此作品中所流露的除了有意无意的蔑视和贬损以外,全部都是对朝鲜朝未来的担心和忧虑。而作者上呈国王的“备御六条”,则与“实学”大家李日卒光的“庙胜”之计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     

朝核危机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中的各国合作解决途径分析

阻碍朝鲜半岛国家关系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朝核问题构成了21世纪初朝鲜半岛国家关系冲突中最直接、最敏感、最复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朝核问题的解决将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前,朝鲜半岛国家关系中的各国共同开展合作解决朝核危机的工作,已经成为实现东北亚共同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必要保证。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辽海编》与倪谦出使朝鲜考述

本文探讨明朝倪谦出使朝鲜的背景,《辽海编》的编印经过及其内容、价值,可供研究中国与李氏朝鲜文学关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