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主脉梳评

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出于建构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生活秩序之目的，在哲学上，他们将和谐观念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在深入研究和谐得以构成的机理时，他们先是将此机理归结为不同因素量的某种合理比例，并从本体意义上将这一机理概括为差异和对立。后因滑入单纯的各种量之比例数组的研究，他们又进一步将本体抽象简化为“数”。虽从他们的宇宙生成说暴露出他们真正认可的万事万物之终极本原，是一种与当时流行的太阳神崇拜相联系并被他们赋予能动神圣性的“火”（或“热”），出现了与“数之本体说”的矛盾，但通过把神圣之“火”宣布为“数化”的“一元”，又恢复了直接作为“和谐论”基础的“数之本体论”的地位。     

乾道、淳熙年间朝野对理学的批评

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 ,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过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从表面上看 ,它有效地禁锢了当权者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学说的传播 ,但实际上 ,它适有助于抬高被禁锢的思想的地位 ,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其社会影响。乾道、淳熙年间南宋朝廷的反理学声浪是理学思想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前奏     

知识与德性之关系初探——基于中国哲学史的视角

在处理德性和知识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把德性置于一种主体地位:儒家以德性为知识的根基,道家则经历了从知识与德性的对立走向知识服务于德性的过程,佛家通过"转识成智"来化解二者的对立.这种德性至上的价值取向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偏执.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万有引力之虹》的隐喻结构与人文关怀

托马斯·品钦的后现代小说《万有引力之虹》中包含"火箭"、"性"、"彩虹"三个主要隐喻,其构成的隐喻结构成为小说主题要素的依托和潜结构,三个隐喻背后的神秘本体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映衬、相互影响,喻示着作者对后现代美国社会的深刻分析和冷静思考.通过对小说进行结构性分析的方法,可以透视品钦在"冷冰冰的叙述"中所蕴涵的人文关怀,在剖析美国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赋予我们一个审视当代世界的全新视角.     

爱情和激情

<正>爱情和激情,这两种心境截然不同。但是,诗人、凡夫俗子、哲学家和天真幼稚的人,一直将二者混为一谈。爱情具有感情的相互性,确信那种享受是任何事物都破坏不了的,快乐绝对是一贯相互交流的,两颗心绝对是完全心心相印的,因而势必排除了嫉妒。     

试论李勣的为臣之道——以唐初的几个重要政治事件为考察

李勣无疑是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他戎马一生，战功非凡，但是他历经三朝，却屡屡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千荣身自保，无论是翟让李密之争，还是玄武门之变，抑或是太宗托孤、立武则天为后的诸多政治事件里，他往往“徘徊顾望”，即便身居宰相高位，也要“抗表求解仆射”。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一直小心谨慎，这与他金戈铁马的沙场之勇形成鲜明对比。     

论韩非"一民之轨"的伦理思想

战国时期,周代典型的宗法等级伦理秩序解体.韩非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法代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充分发挥法"一民之轨"的伦理功能,重建伦理秩序.他从三个方面对法的伦理意义进行了论述作为"刑罚"的法可以惩恶扬善,是道德教化有力的辅助工具;作为"公仪"的法是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人们行为的准绳;作为"法治"的法,是实现政治伦理道德的保障.     

惠及凶神恶煞:一种民间宗教态度"——大理周城白族村田野调查系列"之一

在大理周城的白族村民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民间宗教态度,即"惠及凶神恶煞",本文提供了"善请火神"、"敬拜罗刹"、"供养蟒蛇"三个田野调查材料.这种民间智慧是一种高明的"驭恶"与"用恶"之道,它的别出心裁的分类逻辑、达成和谐的良好路径、包容"他者"的文化态度皆给予我们当下文化建构以有益启示.     

法家的＂以术治吏＂与企业的刚性管理

从人性的高度上揭示法家"以术治吏"的理论基础是本文的主要特点之一.与此同时,还详细论述了法家的"察奸之术"、"防奸之术"和"除奸之术"等,并且进一步对法家"以术治吏"的刚性管理做出了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