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词论的“破”与“立”

一个新学派欲取代旧的学派,一要有人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新的理论宗旨,二要有得大力者破除肃清旧学派的残余影响,标举推衍新宗旨,使学者景从,蔚成风会。在清代,常州词派之取代浙西词派,张惠言做了第一步工作,周济则完成了第二项大业。 乾嘉之际,词风衰颓。浙派末流“巧构形似之言”［１］既鲜深情,又乏高格．［２］张惠言顺应时代风会,以风骚旨格相号召,以比兴相附会,确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张惠言并非有意开宗立派,《词选》选词又太严,以比兴说词也失之牵强。而继起者董毅鲜有理论建树,其《续词选》一书也不能尽得张氏旨意…     

湖州之役:朱元璋集团初抵浙西的“挫折”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到十八年(1358)二月,分别在江南的集庆路与平江路建立基地的朱元璋集团和张士诚集团,围绕浙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形成“中分浙西”格局而告一段落.其后,朱元璋集团依仗兵力优势,跨越边界,发动对张士诚集团新的攻势,这就是历时八个月的“湖州之役”.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应天集团的攻势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中分浙西”的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果的出现,深刻反映出两个集团的不同性质,是我们认识初抵浙西的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深入认识元明嬗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南北宋之争与清代浙西词派的发展演进

南北宋之争肇因于词家振衰起敝的共同意识,是清代词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浙西词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相关探讨贯穿了浙西词派的发展历程:为反拨明代"花草"词风,朱彝尊提出宗尚南宋,正式开启南北宋之争,除南宋雅词一系外,南宋豪放词也曾是其推尊对象;厉鹗在朱彝尊的基础上丰富了争论的内涵并提出南北宗之争的概念,借此将豪放词剔除出宗尚序列;浙派后期词家对南北宋之争进行弥缝补苴,王昶提出诗教意旨作为衡量词格高下的标准,吴锡麒则借用明人正变说以变革厉鹗南北宗概念,在宗尚序列中加入了北宋婉约词;郭麐则在宗尚南宋雅词前提下,规避了界化南北的词风分判。姜夔被浙西词派词人赋予词圣的地位,以与常州词派所推尊的周邦彦相对立,成为南北宋之争中的一个理论节点,反映了浙西词派的新发展及与常州词派在理论内核上的逐步趋同。南北宋之争也是考察清代词学的一个关键点,该争论与清代词坛各种思潮皆有互动关系,并参与了整个清代词学的建构。     

论吴文化背景下的浙西新文学作家群

浙西新文学作家群是一个带有鲜明吴文化特色的作家群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作家群体的形成,与其所处的这片文化土地有着不可割断的精神联系;其在精神取向、艺术思维、审美表现等方面所呈示的共趋性特征,显然受到深潜的吴文化精神的浸染。透过浙西新文学作家群体的研究,可更全面地认识到隐藏其背后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滋养,可展示在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的独特意义。     

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

朱彝尊词采南、北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清代卓然一大家.从文本的典型示范意义而言,有清一代词人无人能及.但朱氏词之所以能成为浙西一派的典范,尚需结合宏观视角来进行分析和审视.而这种分析和审视,实际也是对浙西词派兴衰过程与规律的某种认知.     

《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

本文为《词综注》之前言，分析了浙西词派的形成及其共同的审美宗趣。论述了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点，即在审美风格上崇尚醇雅，在源流上宗法南宋，在具体取法上推尊姜夔和张炎。以及《词综》行世后产生的较大影响，从而指出《词综注》编纂的意义。     

作者称赏——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谬初授镇，命沈崧草表谢，盛言浙西富庶。隐曰：“今浙西焚荡之余，朝臣方切贿赂，表奏，将鹰犬我矣。”缪请隐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游，日暮而牛羊不下。”又为贺昭宗改名表云：“左则姬昌之半字，右为虞舜之全文。”作者称赏。     

浙东与浙西:浙江学术的区域分布及特点

浙学是近几年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笔者认为,认识和研究浙学应该是多角度的,也应该是更深入的。共性与个性的道理在浙学研究中同样适用。就研究浙学而言,浙学的共性既是建立在与其他省区学术特性的区别之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本省区内各个区域的学术特性(个性)之综合的基础上的。认识浙江学术在各区域的量与质的分布及其走向,对更深入地认识和研究浙学是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