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居民消费的统计分析

消费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侧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居民消费状况进行统计实证分析,揭示居民消费的总体状况和地区特征,为制定启动消费市场的政策提供建议.     

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导致居民消费率呈现U型变动的规律,并基于对我国的经验观察以及运用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外源式路径,技术引进获得的属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且为吸收引进技术而进行的研发所带来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往往偏向资本,这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当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路径,技术进步类型从资本体现式为主逐渐转向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非资本偏向性,这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止降转升。因此,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及协调各方力量联合研发,加快自主创新进程。     

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对于扩大内需我们还没有改变就事论事和零打碎敲式的工作思路,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也不够理想.现实表明,建立起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是更为根本的,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保证.建立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是要做到使消费者“有钱可消费、有钱敢消费、有钱方便消费”:一是要建立居民收入增长机制;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三是要规范市场运行机制;四是要健全消费环境保证机制.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制约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隐患,而居民消费率难以提高是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关键。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具有极其复杂的原因,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入手,以几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为例,探讨了其供给不足对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地制约,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市场化改革、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

利用中国199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均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该负向影响会逐渐减少,最终变为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区间内,由于老年抚养系数是增加的,所以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是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样本区间内,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可以解释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的16.3％.     

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财税政策

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是商品供不应求的简单经济矛盾引起的,而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经济失衡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能暂时起到抑制投资过热、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能解决我国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经济矛盾.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不仅需要采取"从紧"控制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需要从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矛盾入手,采取"从优"调整结构的财税政策.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城乡发展动力结构调整的思考——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中,消费率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率,即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映的是从长期考察的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而不是短期内国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情况。它的高低适中不能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情况来判定,而是要看其是否与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消费率由低转高的历史阶段,中国消费率的上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从宏观上实现一系列的国民收入分配机理运行工程,即劳动收入的国家干预工程、要素收入的二次分配工程、扩大公共消费工程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工程。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差异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通过扩展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一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在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均产生正向影响,且该正向影响都随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减弱;而在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均产生负效应,少儿抚养比的负效应随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强,老年抚养比的负效应却呈现“倒U型”特征.研究结论表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在中国只适用于城镇地区,并不适用于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差异十分显著.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和农村地区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是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走低的重要原因.     

厦门消费水平的判断与思考

正消费水平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各阶层的总体消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费水平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从统计数据来看,厦门的消费水平仍然偏低,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加快进入消费驱动时代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