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联盟体系与机制

农产品外贸物流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县域经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分析了制约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构建了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共享联盟”体系,包括：战略联盟、利益联盟、组织联盟、流程联盟、信息联盟、标准联盟。在此基础上提出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建设,即一个优化、三个亮点、五个抓手,从而为实现陕西经济的发展奠定保障基础,为我国西部经济未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论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路

县域新型工业化是通过新型工业部门和新型工业发展方式的发展来推进的工业化。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大力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面临着县域工业化基础普遍薄弱、对传统工业部门的依赖和对新型工业部门的迷茫、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稀缺、企业创新不足,获得的支持不足,地方政府的理念和政策转换慢以及缺乏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制约,要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包括充分利用在县域新型工业化中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创造有利于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政策环境、做好产业选择、加强产业链建设,并且国家要高度重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县级政府、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上行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13省87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调研材料,分析政府项目驱动下农产品上行问题。实践表明,政策利好为县域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试错空间,“S2B2C”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农产品上行的推动作用明显。但是,多数县级政府未能认识到供应链管理之于农产品上行的作用,普遍存在政府治理方式滞后、公共服务网络不健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缺乏、冷链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为有效推动农产品上行,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构建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注重品牌营销、优化产品供应链管理。     

涉核邻避冲突的生成逻辑及敏捷应对策略研究

涉核邻避冲突是中国核能建设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文章通过对四个典型案例的考察,发现当下涉核邻避冲突呈现出公共价值输出的非理性化、新媒体情境下冲突形式的耦合化、民众抗争行动的社会学习化三个特征。文章通过理论探析和案例验证发现相对剥夺感背后的封闭决策、锚定效应影响下的认知失衡、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信任阻碍、人际互动状态中的群体行动共同构成了涉核邻避冲突的生成逻辑。最后,以生成逻辑为基准,在敏捷治理理论指导下,分别从科学决策、矫正认知、建立信任、阻断转化四个维度提出了敏捷应对涉核邻避冲突的对策。     

甘肃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分析及对策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对区域内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200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应用聚类分析法对其69个县(市)进行分类,然后对各类县域的经济发展特征一一作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研究甘肃省县域经济及发展战略的选择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以横县为例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横县要发展成为广西强县,就必须从践行科学发展的角度出发,培育特色产业,积极融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建设,大力拓展横县对外开放发展空间,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吐蕃王统书写的流变

自公元8世纪以来,吐蕃王统被不断地书写着。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王统史及史册等历史性文献,以及伏藏文献及教法史等宗教性文献,展现了三者各自在对待雅砻部落首领、吐蕃王朝赞普权力的来源以及对藏地自身的定位问题上所具有的不同的叙述和建构方式。王统书写方式其实是在不同话语权的角力下和藏地社会模式转变的作用下而不断变化的。吐蕃王统不仅是在对过去的书写中产生的,也是在对现实的反映中和形塑未来的愿望中被书写和阐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