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背景下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管问题研究

在自媒体时代,网民已经成为政府部门需要关注的群体。无论是举报腐败、环境监测、食品安全、医疗改革,还是虚假信息举报,该群体都已成为政府监管机构处理网络舆论问题的有力助手。网民在国民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电子政务的不断升级和完善。然而,在自媒体背景下也会产生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网络问题,迫切需要政府合理有效地指导。怎样利用自媒体保证主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如何监督和引导自媒体网络舆论的独特优势和突出特点,显然已成为相关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规范网络舆情预警活动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网络舆情事件增多,不仅降低了网络舆情涉事方的社会声誉,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网络舆情服务机构良莠不齐,导致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活动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对网络舆情预警活动的规范,成为社会治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规范网络舆情预警,需要规范舆情预警服务机构和社会管理部门的组织管理架构,以提高网络舆情预警的质量和效率;需要规范相关法律法规,将舆情预警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需要规范网络舆情服务从业者的行为,通过职业伦理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自觉度。     

关于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研究综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互联网被作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其中网络舆情就是互联网得到运用的一个极好案例。网络舆情可以及时了解社会动态、公民心声,能更好地联系政府、社会和公民,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网络形象与舆情治理

2016年春节前后,上海女"分手"的帖子爆红网络,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本文理清事件的经过,分析事件涉及乡村网络形象认知特点,归纳事件负面影响,对底层网络舆情治理提出若干建议。     

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

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舆情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具有改善效应;相比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数字化发展对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发展对政府舆情治理质量的改善效应在数字化水平高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好但数字化水平低的省份显著,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部省份显著。研究结论为借助数字化发展改善政府舆情治理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网络舆情评估EHA三维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网络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网络舆情的评估已经成为评价和预警社会形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现有舆情研究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由舆情要素、舆情热度和舆情活性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以及14个三级指标共同构建的网络舆情评估的EHA三维指标体系,并对各级指标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     

新冠疫情的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

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舆论生态在全球抗疫的国际舆论之下显现“中国声音”和“中国经验”,由此生成了复杂多元的网络舆情。只有充分发掘人类理性,尤其是中国式治理的启蒙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生产、生活目标,并探索出一条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为此,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解决“疫情社会”出现的问题,要靠 “中国力量” 的贡献,还要靠“中国声音”背后理性的启蒙实践。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分析（2014—2018） ——基于战略坐标图

为揭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提出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趋势,抓取了2014—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构建高频词的共词矩阵,使用聚类分析将高频词聚集成7个类团,并采用战略坐标图揭示类团内部及类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等7个领域。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存在对舆情传播中个体特征的研究较少,对微信以及移动互联网环境中舆情的研究较少等问题。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等是潜在的重要研究主题。     

可预测性灾害中网民情感传播特征研究

以台风“山竹”为例,基于微博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文本情感分析等方法,分析网民情感传播网络的结构特征、传播层次及路径,探究关键节点的情感影响力和传播路径上的情感变化,并总结出网民情感传播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可预测性灾害中灾前阶段的网民情感传播最为活跃,变化也更为复杂;网民情感传播路径较长,情感倾向会受到多个传播节点直接和间接的综合影响;网民情感传播路径上转发量较大的关键节点对网民情感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互联网之火：网络舆情和时代焦虑 ——从南京的突发事件谈起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凸显激化,以门为表征的突发事件集中爆发。这其中,互联网既是真相披露者,也是情绪煽动者;既有为建构所必须的解构,也有勇猛不能掩饰的粗暴。十几年来,互联网不断颁布新的尺度,强迫传统媒体调整竞合,从而逐渐形成新的传播语境,宣告新的价值体系。在新语境下,精英与草根的位格关系和互动结构,都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他们之间的话语冲突源自于精英对网络的隔膜和草根的群体盲目,这种双重误区,使得社会焦虑指数交替升级,政府与群众、草根与精英、中心与边缘之间不断发生进退博弈,比照自适。网络话语的冲突也正是时代焦虑的媒体映像,网络舆情既是民意的自然体现,也可为官方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