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梁启超的"公益之道"思想探析

本文把梁启超的"公益之道"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以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以自由为公益之本;以发达立法部为关键;以健全舆论为后援,并深入阐述了该思想的具体内容和作出了中肯的评析.     

试论多种平等策略存在的合理性

在诸多平等策略中,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下决策为前提的理论和诺奇克以最弱意义的国家为基础的理论对保障平等颇具效力,这两种表面上截然对立的理论对人类平等的贡献启示我们:多种平等策略的并存有利于我们向更为平等的目标靠近。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唯人主义哲学

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是唯人主义的。它把人看作是属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之本原和终极关怀的对象,以人道主义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和普世伦理的底线,高扬“人的解放”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文章认为,从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人的一般本性”到追求真善美的形上境界乃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故唯人主义与形上境界具有内在统一性。文章还着重剖析了真善美三大价值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论说了“男性化的哲学家”与“女性化的哲学家”对于“可信”与“可爱”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真理多元并存的必然性,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提供了哲学依据。     

老子无为而治的社会观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出现众多派别的主张,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对持“有为之政”的各派别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和抨击,极力倡导“无为而治”的思想,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和爱民治国的责任感。老子还构想了与其“无为而治”思想相统一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灵口之店”性质再议

高启安先生提出了"灵口之店图是杠子压面图"的新论点,但这一论点并不成立.事实上,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的"灵口之店图"是推磨图而非杠子压面图.灵口之店图为左旋石磨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对认识石磨的运转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人、市民社会、实践、自在之物、历史意识和自由等问题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遗产。马克思也十分重视蕴含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但他总是把辩证法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唯有重新解读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充分展示出这一遗产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才可望得到恢复。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赴偿之债、往取之债与送交之债中的风险负担问题

债务依其清偿地不同可被区分为赴偿之债、往取之债与送交之债三种类型,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及我国对这三种债务的风险负担的规则有不同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