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正负效应

李陵之祸象一次手术,使司马迁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陕隘性;它改面了<史记>的原貌,并最终使司马迁自杀.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但是有不少后来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这场学术公案已历千年而至今未决,近年竟有人著文要把太康之英的桂冠冠给左思。笔者认为,其实,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     

简论现代组织文化之力

组织文化无论其价值和意义的体现还是其功能与作用的发挥,都源自于内在之力。组织文化的内在之力就是导向力、激励力、约束力、凝聚力、协调力、同化力、辐射力和创新力。     

墨子形上思维探析

墨子是中国先秦哲学家,其思想曾与孔子的学说并成为“显学”。在墨子的学说中所蕴含的“即现实即超越”的形上思维思想,构成了有别于西方形而上学思维传统的、具有中国式形上思维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之深邃：美学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问题

美之深邃,是审美中达到美的极致的暗中动力,它渗透在个人、时代、文化、宇宙之美中,主要与宇宙的深邃相连,但不是各文化建立起来的宇宙观念,而是既与宇宙观念相连又与之有所不同的东西。理解了美之深邃,方能理解审美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现象,如灵感和创新,才能进入美学新的深度中去。特别是关注到美的深邃中出人意外和人不可控的一面,对于美的历史上的产生时刻、美在历史中的变革时刻以及美对于宇宙人生的深邃意义,都会有更深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