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社会变革时期的基层城市新建——以清代新置县级城市的营建为个案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包括县级城市在内的建置城市新增的高潮。清初即开始启动建置城市新置,"盛世"期间疆土开拓与改土归流,晚清变局中边疆危机与边疆建设,及贯穿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国内危机加深,使新置县级城市大量增加。与之对应,在长达二百余年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中,以海陆边疆为主兼及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县级城市新建,其实践活动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建设集大成高峰的基础上,开始启动朝向工业文明初曙的转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发挥了显著作用。综观清代新置县城营建的全过程,对现今的基层城市新建,可提供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

针对目前客家学界认为今日"客家"的名称产生于明清时期,等同于明清文献中的"客佃"、"客籍"这一流行观点,本文以清代以来赣南文献中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些术语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历史内涵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清代的"客佃"、"客籍"作为清代移垦过程和户籍制度背景下特定的历史产物,其实是一个与"土著"、"土籍"相对的移民范畴,而今日所谓的"客家",则是在晚清民国以来社会文化变迁和学术发展背景下出现或建构的一个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系范畴,二者完全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故而不能相提并论.     

清代台湾嚼食槟榔习俗探析

台湾嚼食槟榔的文化习俗源于明清。清代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嚼食槟榔渐成时尚,种植槟榔以获利已成为农家经济的一部分。槟榔既是民间礼尚往来之信物,也是解决纠纷的中介物,成为台湾乡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小说序跋与《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

受制于清廷的文化政策和时代思潮的理学化,《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一直处于被遏制的境地。小说序跋是清代文学阐释的重镇,而序跋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对水浒禁毁令的毁誉,在评价《水浒传》时,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观点。"诲盗说"与"尚义说"的二元冲突对立成为清代解读《水浒传》的重要两极,进而奠立了清代《水浒传》接受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水浒传》序跋的商业化解读不仅远离了对艺术真善美永恒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将文学引向一味迎合受众的深陷俗滥泥潭的不归之路。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     

突出实践特色，构建“萨中模式”，推动全厂科学发展上水平

大庆油田萨中开发区随着开采时间的延长,地下情况越来越复杂,开采难度也越来越大,面临着储采平衡难、技术攻关难、开发建设难、成本控制难等一系列矛盾,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用管理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走安全发展、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创新发展之路,推动企业管理上台阶、上水平。按照油田公司推进科学发展、创建百年油田的要求,第一采油厂不断完善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广泛调研,深入分析,充分论证,确定了构建“萨中模式”的发展战略,努力探索老油田后期开发的新路。     

清代地方吏弊防治思想及其变化

近世以来,地方吏役不可避免地成为基层行政的主体,但其专权导致的社会不安在清代地方亦达于极致.有清一代知识分子和官僚精英从强化官长威权以弱化吏役擅权之可能、提高吏役自身素质以降低其弄权之可能和去例案太繁、省文法以改善官役之施政环境等三大方面阐述了他们的地方吏弊防治思想.这些观点和建议,有些在清代的社会发展中遭到淘汰,有些则成为清末官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但基本上均无法付诸实践,体现了时代的局限.     

清代福建解元研究

清代福建共有解元106名,在附郭县、沿海县、驿站经过的县集结现象明显.清代福建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迭29.25%,是普通举人中进士比例的2.17倍.三举以内而中进士的解元占清代福建解元总数的74.19%,福建解元在仕途上并不显达.清代福建解元既有来自科举大族的士子,也有来自贫寒家庭的读书种子,其中不乏林旭、朱仕琇、郑孝胥、张腾蛟等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