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鹏运、况周颐词学思想和创作的差异

从对"重拙大"的推崇、创作实践、对梦窗词的推许等看,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差异。王鹏运的"重拙大"论是就词格而言,况周颐的"重拙大"论则是在词境的层面展开。王鹏运的词能较好体现其"重拙大"的主张,而况周颐词对"重拙大"的体认是建立在"性灵语,以沉着之笔达出"的基础上。王鹏运欣赏梦窗词"无一字无来历"之妙,其词学梦窗之密又糅合自己之清疏,别具特色;况周颐则更注重梦窗词流露的真情,其词大量运用"芬菲铿丽"之字眼,倾心学习潜气内转的笔法,力求上接梦窗。这些差异与他们的身份、性情、兴趣等有关。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兼谈《总目》治《诗》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每类皆为之序,每书皆学术的发展演变,其精神不可避免地对清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其中的<诗>类部分,既能理清清初百余年<诗经>研究的发展脉络,又能捕捉到其<诗经>研究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     

清代广东民俗岁时用糖探究

本文通过对清代广东民众岁时用糖进行考察,揭示出民俗用糖背后的精神含义,进而指出清代广东民俗用糖风俗的形成,对广东社会民俗的形成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略论清代武汉公共事务建设管理中的官民关系

在我国加速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城市公共管理及其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讨论城市公共管理中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探讨清代武汉城市公共领域中的官民关系的形成和在公共事务建设管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以期对当今武汉市的公共事务建设和管理提供历史借鉴。     

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莫言早期小说刻画了追求唯美爱情的女性形象,给读者带来唯美、温馨的感觉。中期小说塑造的以戴凤莲为代表的野性十足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新时期女性追求全面解放的赞赏。后期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女性生理细节描写以及对本能欲望的过分渲染和夸张,使得女性形象变成了男性欲望化对象,构成了对女性的亵渎。这种媚俗化女性形象塑造模式主要是作者迎合市场所致。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清代洮河流域水利利用探析

重点探讨了清代洮河流域水利利用及工程建设情况。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清代前中期与后期在水利工程建设规模、数量、灌田面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前中期因政局因素更多表现为大规模与政府主导性,成果较辉煌;后期因政局动乱与民族问题而表现为兴建工程少、泉水灌溉等小规模水利设施兴起、原有水渠部分淤塞等。同时对清代本区的水利利用工具水车与水磨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水利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政府的重视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清代徽州義理學的产生及其重要性——一個地理與文化的觀察

清代新義理學主要奠基并發展於徽州學者,從戴震、程瑶田、到淩廷堪,形成一個以追求客觀物則为目標的基軸。要分析这一成因,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一、徽州的地理和學風特色;二、乾嘉學者對義理學的態度;三、徽州義理學之产生及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