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学五书》、《六书音均表》看清代古音学研究

《音学五书》、《六书音均表》是清代古音学的代表作,成就有二：理论创新和古音音韵系统的初步建立。前者包括高举明陈第“古音时地说旗帜,还原古音音韵本来面貌”和“采用离析唐韵、以谐声系统归纳古韵分部、本证旁证推论的科学方法进行古韵分部”;后者包括“清代古韵分部的历史发展”、“按照古音的‘敛侈’重排韵部顺序”、“四声之论”和“入声韵和阳声韵的搭配”四点。     

清代鄂东状元刘子壮家世考述

刘子壮为清代湖北的第一位状元,顺、康年间制艺"四大家"之一。因其家世无人梳理,故以刘子壮所写的《家谱传略》以及《文昌阁死难序文并辞》等原始文献为主要依据,进行排比勾勒,考述其家世。这也有助于对刘子壮思想和创作的研究。     

论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

清代内地的乡约和西南汉族聚居地区的乡约普遍经历了由教化向行政管理的职能演变,而少数民族乡约和东北新兴垦区的乡约则在设置之初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不仅导致乡约类型和行政型乡约功能的多样化,而且引起教化型乡约和行政型乡约在同一地区同时并存。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之所以呈现出地域性和多样性,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程度、地方主流社会势力和基层社会权力体系三者的地区差异有关。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既反映了清代乡约在基层社会中的适应性,又体现了清代国家控制基层社会方式的灵活性。清代的国家权力正是通过乡约灵活多变的职能演变向乡村社会深层渗透。     

张英及其诗文述评

康乾盛世时期,桐城文学繁荣,桐城文派执清代文坛之牛耳,而张英号称“龙眠五子”之一,其诗文作品繁多,影响很大。文章通过对张英著述的解读,旨在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张英其人、其文、其诗,从而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     

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与维护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义冢不仅体现了清代台湾的传统中国色彩,且可以作为今人探讨台湾社会特质的凭借.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侵垦与盗墓、勒索等方面.针对义冢的破坏,官方制定相关法规、坚持“息讼“原则、采用示禁的方法,民间则自行发展出一套约定俗成的处罚措施.然而,围绕义冢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并非台湾所独有,这体现出清代台湾与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较多的相似性.这些社会问题既反映出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色彩,也印证了其作为移民社会的移植性特征.     

清代火山地震叙事的文学言说

清代火山地震叙事,包括地震发生过程及其灾难现场感受,火山爆发及带来地震惨状的描述思考,以及地陷、海中火山爆发等。载录者往往还寻究灾害发生那偶然中的必然,个别中的一般,关注地震之前的自然界物理变化等征兆,及作为地震前兆的动物异常表现和地震灾害的后期连锁反应,即灾后之灾以及派生的严重后果。清代火山地震叙事还很留心民间互救活动,注意到当地缙绅富户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清代对新疆社会控制的法制经验总结

清代法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它继承历代治理边疆的政策并加以积极拓展,将边疆少数民族的事务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文章从清朝对新疆地区的法律治理中总结出法制统一、从俗从宜,将两种不同的法文化进行整合的法制经验,对于现今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清代俄语教育与人才培养

中国俄语教育始于18世纪初,清代俄罗斯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它的开始。以后出现的京师同文馆及晚些时候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是其阶段性标志。这些俄语教育机构的变更同时也伴随着其培养体制和模式的演变。而这种演变体现在其起始背景、组织规模与形式、师资来源与任用、分布与布局、学生来源与录用、培养内容与目标等方面。回顾清代俄语教育历程与人才培养,厘清其优劣,探讨问题,有利于当今外语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科举家族”定义商榷

就张杰先生对"科举家族"的定义提出异议,认为定义中的"聚族而居"应改换成"族员间有较强的血缘认同感"为宜,即异地进士若能认族归宗,即使两人世居不同的省府县,亦视他们为同一家族族员,突破必须世代聚居一地方可视为同一家庭的定义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