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腐败问题与清代云南盐政“官运制”的兴衰

清代云南食盐专卖制度"官运制"的建立、运作过程中,反腐败是中央政府建立和运行这一制度的主要核心。但是出于反腐败的目的,盐课正额和作为食盐生产、运输成本的盈余的定额都被长期固定,造成了燃料价格上涨背景下的成本经费不足。由此官僚被迫长期挪用经费,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允许官僚自主挪用,造成了贪腐的新机会,也引起了中央的对官员的不信任。但是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状况却难以具体把握,经费定额越发固定,对亏课的官僚惩处也越严厉,官僚则不断将补偿亏课压力转嫁给百姓,激起百姓反抗。以此"官运制"的运作为线索,可知清朝的清代财政中官僚腐败与反腐的互动结构,即官僚在经费定额内的自主调配的必要性与中央对地方具体财政监管乏力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官运制"废止。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汲取、批判与延展——论伊格尔顿对雷蒙·威廉斯文化观的批评

伊格尔顿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观既有批判亦有认同，但并未有过从早期否定到后来肯定的态度转换过程。一方面，伊格尔顿批评威廉斯的文化观过于宽泛，忽略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带有民粹主义、经验主义、政治渐进主义等诸多弊端。伊格尔顿的批评意见大都得到威廉斯或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反思与更正。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又汲取了威廉斯文化观的理论营养，接过了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大旗。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批评与肯定意见均在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考察中得到或隐或显的延展、发酵，两相参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伊格尔顿文化观的来龙去脉及其一以贯之性。      

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

清代科举考试存在重视首场考试的倾向,书坊敏锐地意识到出版相关图书的商机,在与文人的密切配合下,大量地出版了内容符合朝廷规定、素质参差不齐的四书应举用书,包括"讲章"、"举业制艺"和"考据训诂"等,来全面满足考生备考所需。朝廷虽试图通过各种举措来消弭这些应举用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官的怠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中国·福安—坦洋工夫与坦洋村

坦洋村在福安市白云山的西麓。从社口镇出发,傍山缘溪而行,山穷水复处,只见廊桥如虹,豁然一村,四面青山屏列,一条清溪南流,这就是桂香山下田园秀美的坦洋。清代咸丰年间,坦洋村因首创坦洋工夫红茶而名声鹊起。清人郭苹野著文称:坦洋"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所产之茶"外邦称为’小武夷’是也",是说坦洋工夫红茶的制艺源自武夷,在外国人看来,它是一种别具风味的武夷红茶。后来,坦洋茶商把本村创制的     

整体性科技文化思想的追溯与透析——《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文化观研究》述评

历史之江淘尽多少风流人物和沧桑事件，却总有那么一些伟人的所恩所行在疾风劲雨的打磨下愈发彰显智慧的光辉。身在现代化发展初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思想历程几乎浸染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文化和科技器物之中，其生活轨迹围绕着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与城市而前行。     

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探析

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对科举考试意义重大。清代科举经费名目繁多,科场供应事务纷杂。为了有效管理,清廷对科举经费制定了相应的核销、监管、稽查和处罚制度,并要求厉行节省,因时投入;对科场供应要求由专门机构与人员负责,妥善保管所供物资并例行检查,在供应方式上要求统一供应,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作出调整。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兼具规范性和灵活性,目的是为了保障科举考试的顺利进行和科举制度的有效运作。     

清代雍乾后的赋役催征机制

清初沿明制,通过里甲制度来催征赋役,但这一制度在其运作中很快就出现了现年负担沉重、豪劣包揽和催征系统严重紊乱等弊病.为矫正这些弊病,清廷和各地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但也仍然需要一定形式的催征.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正式颁行过统一的赋役催征制度,雍乾以后各地自行改革,形成了顺庄催征、乡地催征、里甲催征和义图催征等几种不同的催征机制.这几种催征机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归结为当时人所谓的“板法”与“活法”.然“板法”与“活法”都存在严重弊病,导致催征效率低下.清政府不去建立常规的行政组织来管理户口、土地和赋役册籍,反映了它只求保证政府税收而不关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的治理理念.这种落后的治理理念是导致赋役催征弊病严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