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     

清代官场如商场

清代官场极端腐败，明码标价志官鬻爵，御史卖参奏权，太监卖申斥（京官）权……正是：     

反思非典前期的媒体作为

实事求是地说，“非典”前期的媒体作为令人失望，媒体的“失语”是造成局面被动的原因之一。这固然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媒体之外。     

基于提前期的多阶通用件库存模型

针对单个企业内部应用通用件的环境,在假定一个多阶生产系统的基础上,对应用通用件的库存量水平及其成本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多阶通用件库存模型,提出通过对采用通用件和不采用通用件的成本差异的比较,来决策多阶生产系统中在哪一阶工序采用通用件,并求解出每一阶工序优化的基本库存水平。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