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望乡"到"望城"--香港城市诗歌的一个侧面

作者认为中国新诗脱离传统的轨道,本身便是由于"城市之光"的激活,但长期以来,城市并没有支配中国诗人的想像力.当代香港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点不足.从"望乡"到"望城",从抒写"乡愁"到表现"城愁",香港的城市诗歌走过了一段从浪漫诗歌到现实诗歌再到诗歌现实的探索道路.     

论倪瓒的艺术思想和绘画

倪瓒在诗歌方面推崇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在绘画方面赞同米芾的观点,追慕董源的平淡画风。他的山水画和题画诗,具有平淡萧散、无雕饰的简朴风格,表现了大自然清幽、静谧、恬淡的美。这既得之于老庄的虚静恬淡,又得之于禅宗僧人求得“净心”的禅悦、禅趣。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自我·先知·超验--论当代先锋诗歌人文主体的构成

先锋诗歌中的语言主体可以划分为自我主体、先知主体及超验主体.自我意识是自我主体的本质特征,独白是其言说的根本方式;先知意识是先知主体标示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超验主体是以超验意识的表达来肯定自身存在的,而解构性写作、零度写作、超现实写作是超验主体显示超验意识存在的实现方式.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诗词体性之异论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诗词体性之异论,主要体现在六个维面:一是偏于从艺术体制与内在质性角度予以辨分;二是偏于从创作主体素质要求角度予以辨分;三是偏于从创作旨向与艺术功能角度予以辨分;四是偏于从结构笔法与技巧运用角度予以辨分;五是偏于从声调运用与音律表现角度予以辨分;六是偏于从面貌呈现与审美风格角度予以辨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与相互融通,从不同视点上展开、充实与深化了传统诗词体性之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把握词之体性提供了宽阔而坚实的平台。     

言意之辨与隐秀之象——论正始诗歌的意象表现特征

正始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隐秀之象”。“隐秀之象”的特征为圆融会通与圆融蕴藉,前者既有象征意义,又不拘泥于某一确指之义;后者则既有所指,却又不明示,表现为委婉、含蓄、朦胧而多义。正始名士重“意”,主张“得意忘象”,但亦不绝弃“象”,而是要求“寻象以观意”,从而形成诗歌创作中意象融合、形神互济的表达方式,即在形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以及神的远邈     

论唐代姻娅诗群及其文学意义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士大夫婚姻缔结重进士、重文学才子,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等姻娅群居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催生出众多姻娅诗群。姻娅诗群形式多样,经常开展文学揄扬、唱酬、宴集等活动,对提升家族文学水平、扩大家族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姻娅诗群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时代诗歌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