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清初学者王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命运

作为遗民子弟,清初学者王源早年受父亲和师友的影响,推崇忠孝,尊王而斥程朱;在结识李塨、颜元后,治学开始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束缚,从制度层面探讨治国经世的方略。然而终其一生,困顿潦倒,所学无用武之地。其学术思想反映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试图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趋势,而未见其用的学术命运则凸显了颜李学术在清初学术重建中的困境。     

浅论清初明季王朝“变节者”

在新旧王朝的交替中,投降的明朝封建士大夫被称之为贰臣,是王朝的变节者。他们仕清并非为了苟且偷生,在内心的深处仍有对前朝的眷念。晚年他们参与了王朝的改革,在引导满洲进入高层次的汉族文明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满洲贵族眼里,这些变节者仍是异类,因此在朝廷中备受排挤和打压。然而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考虑对他们的评价,在整体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读洪亮吉《治平篇》杂想

洪亮吉是清初所谓“乾嘉盛世”时期的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他以地理学，训诂，音韵学等著称，犹以骈文著名。《治平篇》是他在嘉兴三年因“力陈内外弊政”而遭贬官之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篇非常精辟的“调查与研究”，就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仔细思考，对我们当代人也有颇多启发。     

儒家意识形态与清初政权

清初,国家重新确立程朱理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重建儒家伦理秩序。通过这种伦理重建,不仅填补了在思想和信仰领域出现的空白,而且弥合了民族之间伦理意识的鸿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解与文化的融合,进而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清初的云南文学

清顺治间，云南战乱不息，由明入清的作家文人在文学上未有大的作为，但他们为于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康熙朝，随着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尤其是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一批作家文人应运而生，特别是康熙的后四十年，文学创作有着丰厚的实绩，呈现新的繁荣     

清初任源祥与侯方域交游缘起考——兼及任源祥北上中州的原因

清初江南文坛的盛况,不断吸引他域文人来此交流,这种互动拓宽了江南中下层文人的视野,为他们文学思想及创作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契机。任源祥与侯方域的交往就揭示了这一点。任源祥游宋访侯对他的生活与思想发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任源祥与侯方域交游的缘起：一是侯方域入清以来思想转变及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二是任源祥放弃生员身份后选择“立言”的结果。三是任源祥、侯方域二人文学观念相合的结果。任源祥北上游宋并抵商丘吊唁侯方域,应该说谋生或寻求际遇等现实目的是此行的首要因素。     

清初尺牍文体的再兴与文人著述交游:基于王晫往来尺牍的考察

尺牍文体盛行于万历年间,康熙时期再度兴起,这是晚明清初文人日常交往中刻意筹划著作的编刊与传播的必然结果。清初杭州文人王晫著述颇丰,尺牍往来日繁,有意将其保留、刊行,并纳入全集与同人集,还在多次编纂中对尺牍文本进行改动。尺牍既是交游的媒介,也是其写照;既伴随著述的赠送、交换,又是关于诗文著述的独特阅读反馈,被用以提高个人声望。尺牍超越实用功能而升格为著述文体,文本形态被数次重塑也是其地位上升的体现。王晫往来尺牍可谓清初普通文人力图通过著述与交游提升文坛影响力的缩影,为探析清初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学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清初遗民张斐日本乞师事件及诗歌创作

在清朝统治日益稳定的康熙年间,浙东遗民张斐于国内谋划复明无果,两次东渡日本乞师求援,饱览异域景色,与日本文人结下深厚友情,成为明遗民群体中以赴日乞师为目的的最后一人.乞师复明之举彰显出其高洁人格与凛然可贵的气节,虽未成功,在客观上亦促进了中日两国民间层面的文化交往.张斐的矢志抵抗和轻身赴义之举,可以从其家庭、师承、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