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增设“三志”的史学价值探析

刘知几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变更史书篇目,提出在国史中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志是都邑学的发展在史学上的体现;氏族志对姓氏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方物志改变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思路。其在国史中增设"三志"的主张为后世史家所沿用,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开展:以清华学人为中心——兼论新史学的权势网络及治史形态

罗家伦、蒋廷黻在留美时代就已初步形成"科学的史学"的基本观念,回国后分别在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通过中国近代史研究来推动"新史学"在中国扎根和成长;二人聚首清华联手缔造新史学的策源地。蒋廷黻在其任内正式建成了世界级史学团队,这一团队不仅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且以一批实力派学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此进程中,其学术形态也经历了繁覆的嬗变。此学术共同体的演进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成长的典型缩影,亦高度浓缩了同期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蜕变。     

全祖望经学思想研究概略

全祖望作为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学界对其研究多见于历史学领域,而经学思想关注较少。实则,经学思想对于全祖望思想研究来说不可或缺。总体来看,其经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与经学著述的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虽然两个方面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对此,学界一方面亟需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将全氏的经学思想置于清代经学的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还应该在微观分析的层面上不断深入。     

伊通四天:一次特别的满文教学课

正乌云毕力格(Borjigidai Oyunbilig),蒙古族,孛尔只斤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清史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满语式微?这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趋势。近年来,这个话题受到无数专家学者及满族同胞的关注,社会各界多方呼吁,大小报道铺天盖地,但莫衷一是。接着,问题纷至沓来:抢救式保护满语能否恢复满语传承?满语式微会否引发满文及满族传统文化的失传?锡伯语和满语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请您跟随本刊记者,让满学界权威专家乌云毕力格教授为我们解开这些疑惑。     

中国汽车品牌高端化自信还是自残?

每逢车展前夕,中国汽车品牌的高端化总是会前所未有的高涨。或许,这是源于重要车展的特殊意义。譬如,北京车展随着中国车市的登顶,也有了“汽车行业风向标”之称。如果能够借助这个“标”,把具有品牌战略意义的车型公诸于世,总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近日,中国汽车品牌的高端化进程再度甚嚣尘上。     

《史学月刊》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典范之构建

在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构建中,《史学月刊》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月,《新史学通讯》创刊,创刊后的最初阶段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贯彻唯物史观,明确历史教育目的,宣扬爱国主义,介绍历史教学经验,为历史教学答疑解惑,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同时,又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讨论与建构。1957年《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后,加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转向,引领历史人物与历史评价、农民起义、历史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新中国史学典范的构建与史学人才的培养,均卓具建树。     

思想自由·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史学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学者们在"史学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会议主题包括历史的规律、属性、功能与原因、史学观念以及主体与客体、史学现代化的内涵与趋向等史学理论和方法诸重要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并且在有关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无疑会有益于丰富、充实史学的内容,从而把史学现代化推向新高度。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儒学史论文献汇编暨中国古代史论研究”介绍

<正>史论是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中国古典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史论中既有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品评及对具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对抽象历史运动规律的体认与洞见。它是古人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解释,是史识的凝聚、历史智慧的结晶。在     

“究天人之际”——中国史学“宇宙本体论”的失落及其现代重构

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