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

古代的受命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受王册封担任重要大臣,行使行政权力,二是受天命、做天子。后世的理解受命称帝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长期以来,由于《逸周书》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周公研究主要局限在灭商后当国摄政、辅佐成王时期,而灭商之前周公思想的探究遭到人为忽视,借助清华简《旨阝夜》和《逸周书.大开武》等材料,这使得全面评价周公形象成为可能。在运用出土文献作证据时,必须分清史料的先后,说法产生的早晚,清华简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必须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使它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结构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一共由十篇诗组成,如果从诗篇内容中的君臣口吻来划分,可以发现有五篇诗为周公所作,五篇诗为成王所作,其分布很有规律,显然是有意编排的结果.     

清华简《筮法》尚中观念探赜

尚中思想是中国类型文化的基本要义之一。在清华简《筮法》中虽然没有专门的理论叙述,但是在具体筮例中并不难见尚中的观念。经过对相关内容的剖析,可以发现在清华简《筮法》中,尚中观念有着四个层次的义蕴,即数之中、卦之中、位之中和体之中。由于清华简《筮法》文本性质的限制,虽未能呈现出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但以具体的形式反映了先秦时期尚中思想在卜筮领域的影响。     

清华简“周亡王九年”新释

"周亡王九年"不应该是携惠王被晋文侯杀后的九年,而应为周幽王亡后的九年。"廿又一年"应属晋文侯二十一年(公元前760年)。周幽王亡年(公元前770年)与晋文侯二十一年中间正好相隔整整十年。考虑到文侯迎立平王需要一个过程,时间可能会有一年半载的差异,那么九年之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华简《成人》灾异观的内涵与性质探析

清华简《成人》以灾异言“刑(型)”“德”,揭示了两者同构,共融互通的新面向。“刑(型)”,除作“刑罚”解,还有“典范”“效法”之义。至于“德”并非伦理层面之道德,而是指上天运行之规律,自然万物存在之法则。它既涵盖保民好生之德,同时又包含惩恶刑杀之德。《成人》灾异观在赓续三代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有张扬理性精神及注重主观能动性的时代色彩。《成人》所见刑德观体现为规范与法度在天人合一思维观念下的共通与融合。     

清华简(六)郑国史类文献初探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和《子产》三篇是有关郑国历史的文献,虽然记载了不同时代的郑国历史、人物,叙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都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对贤臣的重用与信任。通过与《良臣》的对比可以推知,《良臣》篇应是其作者依据所了解的贤君能臣故事和郑国史类文献编缀而成。《子产》篇记载了"铸刑书"的内容,体现了子产的宽政思想,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证明了孔子以"宽猛相济"总结子产遗言的合理性,能够解决学术史上的重要争端。     

楚先祖年代考析

清华简《楚居》和传世文献提供了楚先祖的年代信息。楚先祖在性质上是传说人物而非是历史人物。季连的年代上限为虞夏之时,下限为商代晚期,具体为武丁后期至祖庚、祖甲时期,考古年代大致为殷墟二期。穴熊的年代上限为廪辛、康丁时期,考古年代为殷墟三期,下限为帝乙时期或周文王早期,考古年代为殷墟四期偏早。丽季出现于穴熊晚期,与穴熊的时代有部分重合,约当殷墟三期偏晚,商武乙、文丁时期,其下限为周文王晚期或帝辛时期,考古年代为殷墟四期偏晚。熊狂的年代应为周初武、成之交。     

清华简《参不韦》新见“符”字考释

在近期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参不韦》整理报告中,有一未作隶定的新见字“■”凡三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整理者和研究者都提出过一些释读方案,至今聚讼不已。现通过对相关字形音义的细辨及所在辞例的考究,推断该字可隶释为从廾（凫）声的“”,是为拱执符信的“符”字而造。竹简“共不屖”可读为“拱符不迟”,意谓秉执符节且不怠慢;“共不”可读为“拱符不皇”,概言执符而不正大显扬。     

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

晋伐齐是战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战国七雄并立形势的形成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材料。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表明:三晋伐齐的直接导因是齐项子牛之祸。项子牛之祸,可能是田和与项子牛联手谋害田悼子而引发的内乱。三晋利用齐国内乱,联合伐齐,攻入齐国长城。三晋伐齐后,先强迫齐康公入晋军会盟,又于公元前403年会同齐康公前往朝见周威烈王,正式获得了天子的策命。清华简《系年》表明,三晋称侯在前,命侯在后,三晋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才被周天子和列国所认可。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