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华简《五纪》的德目

清华简《五纪》呈现了一份新的德目表,包括“文德”“惠德”“武德”三大类,每类分别有五德,它们被统称为“行之律”。其中“文德”五项,分别指“礼”“义”“爱”“■”“忠”。整理者将“■”读作“仁”,通过辨析可知,“■”以读作“信”为宜。属于“惠德”的“■”或“■”,则当读作“仁”。“礼”“义”“爱”“信”“忠”五德贯穿《五纪》全篇,之所以“忠”与“中”“心”相对应,并选入不见于其他德目表的“爱”,主要是为了与五方、五色等五行元素相配,并运用了声训与双关的手法。《五纪》将数算与五行相结合,通篇依照“五算”所设定的架构展开,涉及从自然现象到社会人伦的各方面。五“文德”被纳入其中,当受到《五行》的影响。《五纪》虽涉及五“文德”,但出发点还是让世人依顺天道与鬼神,服从天帝所创制的以“五算”为基础的根本法则。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人文史观

在新近出土的战国文献中,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文理性倾向的史学作品。它的历史叙事,完全以人事活动为中心,克服了早期史学作品中神话传说与人事活动相互混杂的缺陷。它的叙事选材,克服了早期宗教巫术之神秘主义的影响,相比于《左传》,其理性主义色彩更加突出。它的历史思想,克服了“天命”观念的影响,展现出清晰的人文理性的历史逻辑。《系年》的人文史观,代表了轴心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由《系年》第二章论郑国初年史事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记述西周覆灭,周室东迁的事迹,详读此章内容可知,《系年》作者心目中的郑国初年历史,大体与《郑语》《郑世家》等类同,而与《竹书纪年》佚文异说。     

孔子德治思想与先周文明的联系

周先祖不窋在夏后启开启家天下体制后,亡命戎狄,在戎狄之间,继续贯彻五帝之德,树立以德治为核心的先周文化价值体系,而此价值体系,为周文明所继承.清华简《保训》的发现,证明周领导人把德治问题看作是统领天下的生命线.孔子站在更高的文化视野,对周文化进行了重新阐释,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文献流动性视域下清华简中之楚文化特征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清华简由文本所反映出的地域“流动性”十分明显,这透露出楚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清华简作为在楚地流传和成书的一批先秦文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文化对先秦战国文献群体在文本生成过程上的影响。这样的地域“流动性”生成特点可以通过文本的形态和内容来进行“分层”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清华简的文字和篇目属性上,如文字的楚地特征、篇目的整编等;后者则通过清华简中神巫色彩、“楚墨”思想及楚地诗教得到表现。     

古文字中用作“伊”之字考释

叔夷镈、钟及清华简中释读作“伊”之字的右旁,是从卜辞中有斜笔或横笔的“几”字演变来的,由于“伊”、“几”古音读音相近,因此这些从“几”得声之字在铭文及简文中读作“伊”。另外,中山王〖XC03魏宜辉-1.bmp;E+3.651mm。3.588mm,JZ〗铜器铭文中用作“也”的“〖XC03魏宜辉-2.bmp;E+3.572mm。3.540mm,JZ〗”字,其所从“〖XC03魏宜辉-3.bmp;E+4.104mm。1.543mm,JZ〗”旁很可能也是从卜辞中有斜笔的“几”字演变来的。     

清华大学所藏竹书《邦家之政》校证

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书《邦家之政》,是一篇重要的先秦佚籍。通过对其文本作较为全面的校证,特别是对其中多处疑难字句,平议众说,择善而从,或提出新解,证以传世或出土文献,从而使全篇文意得以贯通,为进一步的研讨提供可靠的基础。     

“共伯和”还是“共和”——关于周厉王被逐后贵族“共和”难以为继的讨论

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和《竹书纪年》都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这与传世文献如《史记》中的“共和”存在差异。关于贵族参与驱逐周厉王的可能性,传世文献如《国语》《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影绰,而出土文献及出土文物则表述明确。虽然记载不同,但两者都表明贵族和国人合力驱逐了周厉王,共同佐证了驱逐事件的真实性。基于西周宗法制,“国人”关系到王朝政权基础,且与高级贵族关系紧密。正是西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自身逻辑引发了贵族与国人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而在此后,西周贵族势力转向内部的利益争夺,王朝畿内贵族与外诸侯也都会因王位空缺而产生矛盾,“共和”难以为继,“共伯和立”成为政治平衡的权宜之计。然而,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难以协调以及私欲纷争的主导,共伯和很快“归宗”,王权恢复,贵族的联合执政彻底宣告失败。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