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士绅一直是地方志的主要编纂者。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 ,江浙士绅开始转型 ,出现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 ,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新型士绅构成江浙地方志编纂的主体。在时事嬗递与士绅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江浙地方志从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到方志内容 ,发生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负有使命感的进步士绅促使乡镇志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互动关系折射出清末民初江浙社会文化变迁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清末山西禁烟

晚清以来,山西惨遭鸦片之祸,以致地方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实行,及其效果,并进而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求对清末山西禁烟做准确客观的评价。     

“双卯楼”臆语

《“双卯楼”臆语》是金石家董建介绍自己舞文弄墨的文章。文章亦如金石，大巧若拙，韵味十足。 写画家鲍黎健的文章颇有几篇。作家黄复彩是安庆日报文学副刊编辑。他来到渔梁，初见这位歙州花鸟画家，因为是“初见”，文字更有新鲜感。 尼采有一句名言：“上帝死了!”少年张骏西爱读哲学类书籍，尤其爱读尼采。《同学》表露的是他的那份童贞，《圣人》传递的，却是很多大人也未必有过的思考。 郑板桥的“兰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鸟”久享盛名。本期“丹青拾萃栏目介绍的是徽州清末民初以画“兰竹”为主的著名画家王村鸥。     

清末社会变革中的灾荒赈济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 ,促使我国灾荒赈济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近代工商企业捐款助赈 ;民间义赈逐步成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 ;近代交通、通讯、报馆等新兴行业推动了荒政近代化 ;外国人员在华赈济活动开创了灾荒赈济国际合作的新渠道。     

宋育仁的法制思想

清末法制改革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清末变法修律的大潮中,宋育仁顺应形势,就法的起源、法的依据、法的功能等方面结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为中国法制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清末新政时期的东北文化教育改革

清朝灭亡前最后十年 ,清廷为改变内外交困局面而推行的新政 ,在某些地区和领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东北地区在当时处于主权和利权的最危急关头 ,因此新政的施行就更带有维护主权和利权的积极意义 ,尤其是在文化领域 ,其变革不仅起到开启民智、抵御列强侵略的作用 ,甚至对稍后的辛亥革命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水到渠成:略论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由于19～20世纪之交清政府统治的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此同时,革命派分子要求革命势力走向统一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政策和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的成立。     

精英流动与中国引入近代教育的首次尝试——兼论科举制度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阻碍

在19世纪,中国饱受了外来侵略,国内的行政和社会处于崩溃边缘。知识分子与执政精英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为了挽救国家,他们必须考虑前所未有的改革。鉴于儒家政治传统的重负和人才是有效性管理的关键,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是建立能够培养出更好地应付一套新型问题的人才和系统。由于中国已经具有一个漫长而古老的传统的教育和招募官吏的机制,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传统系统实际上是学生与资源的一种竞争,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服务大部分中国人的需要。改革家很快发现,建设新系统不容易,建设新系统必须在传统系统这一特定背景和领域内发展。所以,中国的第一次实施教育和官吏招募的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巨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