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英汉双语教学演变及效果考究

清朝末年,洋务派倡导洋务运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英汉双语教学便开始发展。双语教学对培养新型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正符合清政府意图通过洋务学堂,学习西方文化、技术从而改变自己积贫积弱的局面的要求。那么,双语教学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双语教学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双语教学到底又是如何发展的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考究。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清末民初社会背景下,双语教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必然的。     

晚清民国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析产初探

分家析产是民间社会非常普遍的历史现象,分家行为的重要法律凭证是分家单,因此通过研究分家单可以直接反映历史上的分家析产行为。清末民初山西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就具有典型性,其分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解决家族内部矛盾,二是为促使后辈独立生存和发展。清徐王氏家族分家原则是按诸子均分、共同赡养,其具体流程是在族长的主持下操作。分家析产行为有积极与消积两重社会影响:虽然有效地维护了家族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但同时又导致了家庭间的社会分化、土地的分散化、中贫农阶层的扩大等问题。     

论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

《消闲演义》是清末民国旗人报刊小说家程道一创作的一部以清代历史为题材的满族说部,该说部"以摄政王(多尔衮)始,以摄政王(载沣)终",全著约150余万字。文章通过对小说中旗人的忠孝观念、语言认同、文化认同等的梳理,指出了旗人在形成本民族族群认同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华民族这一更大范围的族群认同;同时文章就旗人大中华视域下五味杂陈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作了论述。     

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的互动——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个案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农村的家庭小农户经济"被静止"为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然而,解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等史料,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家庭小农户,借助遍布于城乡的墟镇与商道,将自己的农业生产,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于市场与商品交换平台,农民的身影在市场网络中则是随处可见。因此可以说,家庭小农户经济与当时水平的商品市场实已融为一体,可谓是"须臾难离"。     

上海开埠与郊县手工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上海郊县相继出现一批有别于传统小农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新型手工业,其中嘉定的黄草编织业,南汇的织袜业,嘉定、川沙的毛巾织造业,川沙、上海、宝山等县的花边编织业,以及川沙的建筑业等,都颇具规模.其发生发展,与上海开埠后,内外贸易繁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紧密关联,亦为郊县农家在面对外来经济持续冲击时,提供了新的谋生途径.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清末改革——官智未开与官利未开

谈到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有一种论调是非常有市场的,那就是"民智未开"。这并不是什么新论调了,早在清末,当时的改革者就对这个问题有着十分深入的讨论,即便时至今日我们的见识未必能超越当时激进派的思想。在这里,我侧重说说"官智未开"。难于被肯定的"官智未开"官智未开是相对于民智未开而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