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奉天省的司法变革

以区域研究的方法,考察奉天省自清末新政开始到张作霖统治结束为止这一时期司法体制所经历的变革。奉天省在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的大环境下新式法院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在数量上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同时在民国初年法院改组时确立的担任司法官所需要的学历要求,在实践中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最后从地方政权建设和收回治外法权运动这两个因素入手,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论清末修律对国民人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影响

清末修律在中国近代人权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人权进入法制领域的开端,对后世中国人权与法制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清末修律不仅从社会舆论和实践上促进了近代国民人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而且还对当时及后世中国国民的法制观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由于清末修律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其对近代国民人权意识增强和法制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只是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对此也要有客观的认识.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双重困境,清王朝统治出现了功能性障碍,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但是事与愿违,它并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末新政的失败是历史必然性和主体选择错误性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启示我们改革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既合乎规律性,也合乎目的性,在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     

清末民国工商团体创建新式学堂的实践及特点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商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清末商会成立后,形成了以商会为中心的工商团体网络,商会在自身创建新式学堂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同业团体、旅外商帮等工商团体参与兴学活动,清末民国时期的工商团体创办了数量可观的新式学堂,并呈现出鲜明特点。     

清末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在清末的预备立宪改革中 ,地方行政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通过这一改革 ,初步形成了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分离 ;通过机构调整 ,使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向分职化方向发展 ;通过地方自治的开展 ,将基层社会的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从而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民治”模式。尽管这一改革没有全部完成 ,尽管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弊端和问题 ,但不可否认 ,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地方行政模式     

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看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的翻译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的译者因频繁地对译文进行删减、增加和改编,长期以来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认为他们不忠实于原著,或是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缺乏认识。本文将以勒菲弗尔的三因素理论为基础,探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影响,从而论证了当时独特的翻译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清末新政矛盾新探

清末新政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历来学者多有论述,然而在全面分析的同时,尤其应重视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是改革者自身的矛盾使清末新政运动由始便陷入困境,二是进一步激化的新矛盾如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等使新政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再次审视清末新政的矛盾之时,我们发现困境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困境作为两大矛盾主线使得这场新政运动在最终自身瓦解的同时也使清王朝走向了终结.     

上海开埠与郊县手工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上海郊县相继出现一批有别于传统小农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新型手工业,其中嘉定的黄草编织业,南汇的织袜业,嘉定、川沙的毛巾织造业,川沙、上海、宝山等县的花边编织业,以及川沙的建筑业等,都颇具规模.其发生发展,与上海开埠后,内外贸易繁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紧密关联,亦为郊县农家在面对外来经济持续冲击时,提供了新的谋生途径.     

作为一种言说策略的"译述"——1910-1920年《小说月报》翻译方式探讨

分析1910-1920年《小说月报》中为数众多的翻译小说的翻译方式,可以对清末民初的"译述"行为提出新的理解."译述"的盛行是创作者(翻译者)、编辑与读者三方默契的产物,同时更说明中国传统的言说主体性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惯性,而这些因素,与商业考量和政治需求一起,共同塑造了"翻译"方式的实际表现形态.     

略论清末民初中日朝三方对朝鲜移民东北的举措

清末民初是朝鲜移民迁入我国东北的高峰时期。大批朝鲜移民涌入我国东北地区在当时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和朝鲜政府三方的角度分析其对待朝鲜移民的态度及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