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新兴资产阶级士绅的代表人物梁善济

山西崞县 (今归定襄 )著名士绅梁善济 ,作为清季立宪派元老、民初中国政党政治之核心人物、“研究系”首脑之一 ,总的说来是在中国新旧历史转折关头随世 (时 )而进的 ,表现出中国现代历史上初始之资产阶段、地方士绅的进步性 ,但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困守于传统激进主义观念 ,漠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对其人物的研究多有空白。笔者试从民初梁善济在京政治活动窥领“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以及思想革命中产生的作用 ,从而给以应有的客观评价     

有线电报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有线电报是第一个能够准确传递远距离信息的电子媒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在这一"新媒体"的冲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和民众思想观念更是经历了文化精神、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及至今日,电报所塑造的突破时空的信息传递观念仍深刻地影响现代通讯方式和媒介文化。     

清末新政矛盾新探

清末新政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历来学者多有论述,然而在全面分析的同时,尤其应重视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是改革者自身的矛盾使清末新政运动由始便陷入困境,二是进一步激化的新矛盾如教育体制改革的矛盾等使新政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再次审视清末新政的矛盾之时,我们发现困境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困境作为两大矛盾主线使得这场新政运动在最终自身瓦解的同时也使清王朝走向了终结.     

试论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的近代教育

鸭绿江流域地处偏僻,开发较晚,文化教育落后。该地区受晚清"新政",尤其是受奉天省近代教育的影响,开始走上教育近代化之路。但其近代教育水平远低于奉天省其它地区,呈现出新式学堂与旧私塾并存的特点,且新式教育在该区域内的发展也呈现不平衡性。新式教育的兴起使该区域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后来教育的振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圣雄”梁漱溟和他的父亲

数千年以来,人们奉行“棍棒底下出人才”的教育理念,其实,体罚儿童要么会把孩子变成野蛮残忍的怪物,要么会把他们变成懦弱无刚的废物。但人称“中国圣雄”“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清末民初便不体罚孩子。     

清末民初广州新式社团的萌发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剧变动和转型之中。广州地处南国一隅,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却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而孕育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来自新式社团组织的产生。广州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的地理位置、商绅群体的形成、新闻传媒的发展,是新式社团产生的背景因素。     

人的现代性转型尝试——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

近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屡遇挫折后,意识到“国民”在建立近代独立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大规模的军事教育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认同感,促进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卫生知识输入,对于改变民众重文轻武的观念,转变国防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国民教育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之门,但单纯的军事教育不足以促使国民现代性的转变.     

条约框架内的维权努力: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之构建

20世纪初清政府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其重要目的开始进行司法改革,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审判厅设立后开始受理华洋诉讼,遂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案模式。为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清政府构建了一种双轨理案体制,但尚不完善。民初的中国政府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发展和完善。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在条约框架内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起到了迫使外人逐渐放弃观审权,从而形成对领事裁判权的局部冲击的积极作用,其意义不容忽略。     

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严重危机,这一背景决定了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就是聚敛蒙财,以充帑银。放垦蒙地虽然使蒙古地区的农耕业有了空前的扩展,丰富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但从总体上来说,导致了严重的农牧冲突,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环境破坏。因此,清末放垦蒙地对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是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