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湖南社会习俗演变动因探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历史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湖南社会习俗的演变是当时湖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回应”。     

作为一种言说策略的"译述"——1910-1920年《小说月报》翻译方式探讨

分析1910-1920年《小说月报》中为数众多的翻译小说的翻译方式,可以对清末民初的"译述"行为提出新的理解."译述"的盛行是创作者(翻译者)、编辑与读者三方默契的产物,同时更说明中国传统的言说主体性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惯性,而这些因素,与商业考量和政治需求一起,共同塑造了"翻译"方式的实际表现形态.     

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为适应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民信局虽然通过请愿、走私等形式规避官邮控制,但还是走向衰落。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的竞争促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民信局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工商演说：清末天津工商业知识的启蒙与传播

清末“新政”的举措之一是兴办实业,重振商务。天津工商演说会的制度化演说,既是“新政”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于北方金融中心的产物,并为清末民初的演说和社会启蒙抹上了浓重的振兴实业及抵制洋货等色彩。同时,借助宣讲所等公共空间,按照预设的时间,由专业人士完成的工商业知识启蒙与传播活动,不仅促成了知识和技能从少数人的专业化转换为部分程度上的公共化,还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一条重要脉络。     

辛亥鼎革后清末保守士人心态之比较——以《恽毓鼎澄斋日记》、《退想斋日记》为中心

辛亥鼎革后,由帝制迈入共和的清末保守士人,面临时代遽变带来的种种冲击,多少都有一些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在不同的士人阶层中既相似又有较大差异。恽毓鼎和刘大鹏即为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二人日记的记述中,既有对清帝退位的共同哀叹,又有对袁世凯称帝的复杂心情;既有对民初剪发、改历的不同反应,又有对国家命运、民生多艰的共同关切。通过比较二人在面对共同问题时的心态,可以体味到清末保守士人在辛亥革命之后心态的复杂性。     

清末礼法之争背后的法律思想价值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必然反映,对其的评价不应脱离当时的社会客观情况。本文首先从沈家本重视中国传统、学习引进西法、谋求中西法的融合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其次,分析了礼教派法律思想的合理性,冲突论争只是体现了中国法律思想家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以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清末法制改革与法制近代化

清末法制改革翻译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法规,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法制原则、法学术语。经过改革,中国逐步建立了新的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确立了新型的法制思想和原则。这次法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是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述论

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新闻自由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外,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目前学界对这方面关注力度不够的现状,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试图增进我们对这方面较为深入的了解。     

晚清民国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析产初探

分家析产是民间社会非常普遍的历史现象,分家行为的重要法律凭证是分家单,因此通过研究分家单可以直接反映历史上的分家析产行为。清末民初山西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就具有典型性,其分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解决家族内部矛盾,二是为促使后辈独立生存和发展。清徐王氏家族分家原则是按诸子均分、共同赡养,其具体流程是在族长的主持下操作。分家析产行为有积极与消积两重社会影响:虽然有效地维护了家族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但同时又导致了家庭间的社会分化、土地的分散化、中贫农阶层的扩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