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现代化进程中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若干问题探讨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我国政府面对既要完成好工业化又要信息化的双重任务 ,审时度势 ,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如何利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内在关系 ,使它们实现互动发展 ,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加速工业化进程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拟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从而推动湖南的现代化方面 ,作一些粗略的探讨。　　一、要加快湖南现代化建设 ,必须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概念 ,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传统农业经济为主导向现代工业经济为主导转变的历史…     

知识分子“过劳死”，拷问社会良心

重庆乡村教师豆洪波在上课时突然倒下了,引得全国轰动。这是个案,抑或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全国两会期间,姚凯伦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提案,做了回答: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边缘(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10日报道)。     

乡镇撤并是乡村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本文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镇的发展对我国乡村城镇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规模小,质量不高,尤其是造成环境污染和土地等资源的浪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适当精简撤并小乡镇,将极大促进现阶段我国乡村城镇化的发展,提高我国城市化的质量。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规民约效能再造——以宁波市"民约村治"实践为例

乡规民约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变迁,在现实情境的推进过程中,这类非正式规范正遭遇有效性不足的挑战.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对宁波市的调研,提出农村社会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流失和现代型社会资本的缺位,是乡规民约难以发挥效用的症结所在.同时,研究认为挖掘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近期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顶层设计和资源要素下沉,依靠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治理资源,实现政府主动建构秩序与社会自身自发秩序的耦合.从长远看,构建现代型社会资本,培育基层治理内生力,是发挥乡规民约这类基层治理制度效用的关键所在.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市场与政府三大行为主体的利益对接,体现了承载其上的服务属性和管理属性,成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云南省元谋县的农村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解析这种关系有利于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鸦片与近代开栅——兼论黑色经济背后的乡村社会

山西是近代鸦片泛滥的一个重灾区 ,自十九世纪初由晋商将鸦片从沿海带回山西贩食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这种黑色的幽灵一直游荡在山西的乡村社会中。通过对山西省文水县开栅村的考察 ,可以看到鸦片对这个内陆乡村近一个世纪的影响 ,即“繁荣亦鸦片 ,萧条亦鸦片” ,由此透视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 ,一个内陆乡村社会发展的轨迹     

“五四”与湖南女界

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促进了湖南女界的觉醒,推动了湖南妇女自求解放斗争的勃兴,促进了湖南先进妇女群体的生成,开辟了湖南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