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与近代中国农村复兴——扶植自耕农运动再研究

金融枯竭和信用缺失是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盛行、土地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救济与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及其官方学派主导的扶植自耕农运动,致力于土地信用化,创设和扶助自耕农,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在局部地区盘活了农村金融,提升和维护了农民的信用能力。然而分期摊还信用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显示,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不单是地权转移,且需要金融和行政力量的双重支撑,同时要强化土地的产权意识和市场的契约精神。     

技术与物化——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得与失

当韦伯将现代性的问题诊断为技术问题的时候,技术成为现当代哲学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成为梳理技术问题的一条线索。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发展对于现代性的审思和批判方面是有着卓越功绩的,然而,在对物化与技术之关系乃至对技术之本质的反思方面的缺失构成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一道"硬伤",这同样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缺失。在这一点上,技术现象学凭借对于技术之本质的积极探索而走在了他们的前列。     

二程洛学的传承、分化与走向

以往学术史对二程洛学传承与衍化的研究多是粗线条或概论式的,这就无法系统而全面地展现洛学的流变史。洛学在二程之后,其衍化首先是二程弟子对洛学的传承与发展,以程门"四大弟子"为代表的门人,他们思想旨趣接近程颢,分化并不明显,但却接续洛学话语和延续学脉,使洛学在两宋之际得以薪火相传;其次是洛学的内部分化与学派分立,程门弟子四方传道,开宗立派,形成道南、湖湘、永嘉、兼山、涪陵以及金代郝氏等六大学派,旨趣不一,将洛学思想在尽可能的方向上推阐出来;最后是洛学的历史走向和影响,洛学后学虽然建构众多学派,但最终朝着闽学、心学和事功三个方向转化和定型,它们同源异流,尤其是所开出的理学与心学主导着两宋以来近千年的学术格局。     

湖湘古代哲学的三重面相

湖湘古代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地域性学术之一,它发生于湖湘农业文明之初,在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即已形成了“艮止之义”与“人心道心之辨”的核心命题思想的雏形,以及以图像为最高表现形态的一种独特的学术传统。以此为出发点,其间经过了传神农之言的农家学派以及道、儒、佛三教的兴衰嬗变,至晚清魏源止,显现出以时间性(现实性)为追求的价值取向、以“爱智慧”为基本特征的学术定位和以语言符号学为表现形态的三重面相,并对道、儒、禅的诞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播学科的兴起:一段重新阐释的历史

传播学学科建立之初,选择了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不是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范式.尽管哥伦比亚学派无论在理论与方法上都不能说更有优势,但其理论成果更容易被意识形态所用,其定量方法更容易为当局的决策提供证据,其研究范式更容易划定传播学科的边界并为该学科带来更多的资源,因此,急于为传播学奠定专业主义边界的施拉姆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哥伦比亚学派.然而这一选择导致了传播学不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而且也有一套极其保守和封闭的学科规训,这一切使传播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不断受到合法性的质疑.     

浅谈『7S』理论在医院管理中的运用

在企业管理理论中,组织文化学派曾提出了"7S"管理模式,即影响企业成败的7个关键因素:战略、结构、制度、人员、管理作风、技能、共有的价值观.     

薛瑄与明代关学的中兴

以河东薛瑄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明代关学中兴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也是明代中期以前关中理学的主流,但不能就此将薛瑄之学的作用过分夸大,而认为明代关学不过是河东学派思想在关中地区的延续。实际上,关学的中兴乃是整合、吸收多方思想资源的结果,不仅有程朱理学,同时也有湛、王心学以及张载之学,而且这一过程从嘉靖时期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中冯从吾的关中书院讲学,整个明代关学经历了两次发展高峰。     

政府俘获理论的比较分析——芝加哥学派与弗吉尼亚学派

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重要学派,它们都从经济学角度对规制领域中的政府俘获问题(或利益集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规制机构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观点。但是,二者在理论假设、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竞争影响、租金耗散等问题上观点迥异,从而形成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俘获理论研究上的不同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