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作为文学与文化的存在

中唐以前,滁州罕有文人歌咏,仅仅作为地名出现于各类应用性文体之中.中唐以后,滁州进入文人视野,但相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不具个性、形象模糊的滁州.宋初诗人王禹偁对滁州进行了较有个性却十分简略的描写.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的到来,滁州才迎来了它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崭露头角的时刻.欧阳修对滁州之美不仅全面发掘,而且大力弘扬和宣传.其所建醉翁亭、丰乐亭、醒心亭,对滁州山水人文之美有提纲挈领的展现,其中醉翁亭影响尤为深远.作为滁州标志性建筑,至少可从四个方面理解其思想文化内涵:一、醉翁亭是欧阳修化解苦难、善处逆境的豁达情怀的感性显现;二、醉翁亭寄寓着人们对欧阳修刚正不阿、直道而行的政治操守的崇高敬意;三、醉翁亭传达出人们对国泰民安、天地同和的理想政治的深切期待;四、醉翁亭隐含着文人对"德政"与"闲雅"两种生活方式和谐统一的追求.     

清代以来巴渝民俗节庆演剧考论——以清代巴渝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以降,湖广填四川以及外来商人、民间宗教传播甚至战争引起的文化迁移与文化交流,促进了巴渝地区民间演剧逐渐走向繁盛。无论是岁时节日,还是神诞节日,甚至是个人礼仪方面的庆典,都少不了钲鼓阗天,鱼龙曼衍。巴渝方志中保留了大量节庆演剧史料,这些史料的挖掘对于研究戏剧史、民俗史、文化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常态下滁州跨境电商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

从中国经济和贸易的新常态着手,指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外贸转型升级的新亮点。新形势下,滁州跨境电商发展面临重要机遇期,宏观上表现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及中央配套政策支持,微观上包括地方政府政策倾斜、良好的产业基础及“互联网+”战略。进一步分析了滁州跨境电商在配套服务、人才以及企业集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通关服务、建设新型物流体系、加强跨境电商企业监管及产业规划、培养跨境电商人才、培育龙头企业等对策。     

《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缺文考补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是《明史·艺文志》编纂所据之蓝本。《千顷堂书目》内容中有诸多“缺姓名”“缺”“中阙”“阙”,尤其是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之方志目录,多达五十四处,内容涉及人名、书名、卷帙等,现考补出其中十九处缺文内容。     

论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状况

从方志编纂、官私史籍、各种著述、地域文艺等方面,阐述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状况.文章认为,清朝方志、地域文艺的发展,直接成为此间地域文化发展的生动表现;而史籍、著述的涌现,则包含着此间地域文化发展的丰富内容.这一切,全面反映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多方展示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样式,深入拓展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内涵,具体体现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成就,着力凸显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充分发展,从而深刻说明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状况.     

历史宗教地理学的数字转向——以明清方志所见运河神祠分布为例

历史宗教地理学作为宗教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的更新,不仅会引起宗教学与历史地理学研究视域的转变,还可能激活学界对中国宗教“区域性”“民间性”的重新认识。过去,囿于文献的“碎片”与“零散”,导致历史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整体性”意识尚不够突出,但在数字时代,这一困境将逐渐改变。借助数字人文工具LoGaRT,以运河神祠文献的抓取与地理分布可视化为个案,能够清晰呈现数字人文视野下历史宗教地理学研究的前景与趋势。从宗教生活走向数字云端,再从云端回归现实,不仅是当前历史宗教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秦岭志"如何成为"山本" ——论《山本》 的方志书写

方志书写贯穿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始终,具体表现在:其一,作者通过方志书写建构人物活动的空间序列,还原陕南山区的地理生态和民俗风情,构成小说的地方性背景;其二,方志书写在文本中承担叙事功能,一方面神秘主义文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关捩,代替了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性逻辑,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情节发展逻辑关联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方志性内容的引入使历史叙事在一个又一个山野逸趣中被不断解构,文本形态因此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其三,作者在方志基础上展开对"人"的现代性思考,主体性的缺乏与非理性的暴力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构关系,涡镇人内在意识的承接与循环则是造成小说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借助以上三个层面的方志书写,作者透过秦岭故事写中国世事,通过地方经验写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编修地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兼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

作者结合多年的修志实践,对当前方志界存在的浮躁、趋时两大流行病进行了论述。并与《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若干观点提出商榷:编修地方志不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吗?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文献、《中国现代方志学》称谓质疑、《中国现代方志学》政治理论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六字功能”说过时了吗?地方志不是“昨日黄花”吗?地方志能成为“文化产业”吗?编修地方志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科学创新。     

《宁波市志》序三篇

宁波是我国向外开放历史最早的沿海港口城市；宁波又是我国人文荟萃、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浙江望郡，历史上宁波就向以佳志迭出而著称于世，宋元时的《四明六志》就已是我国古代方志中的翘楚，民国的《郑县通志》又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地方志和最后一志．如今，孜孜七载而编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宁波市志》，煌煌四百万言巨著，就是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后来居上，实为中国方志中一新开的奇苑。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