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要为地方志编撰积累有用的资料

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年鉴逐渐在各地普及,许多地方的年鉴装帧也越来越精美,开本由16K到A4K,从黑白印刷到四色甚至五色印刷,年鉴文字量也逐渐从40万字发展到100万字,不少还附赠光盘,这让许多年鉴编撰者都沾沾自喜,对自己的作品赞赏有加。随着全国二轮修志的深入,年鉴的作用确实也逐渐被体现了出来。但在合理使用年鉴资料的同时,     

试论民国山东方志纂修的创新与变革

民国时期,山东方志纂修者们顺应社会潮流,在志书记述内容、体例及编纂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变革创新,使得在我国封建社会流传了千百年的旧方志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即促进了方志的发展,也为当今方志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论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体例

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方志的编纂体例更加成熟,纂修者博采众长,取法诸体,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等诸多体例,或是创造新的体例,以记载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现象与现实情况,保存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从清代安徽修志实践中编纂体例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考察,纲目体最为流行,这反映了安徽方志体例发展的总体趋向。     

台北故宫藏乾隆《盐源县志》著者考

台北故宫藏乾隆《盐源县志》的著者在不同方志目录中著录内容不同,或指为杨丽中所纂,或称佚名。而据笔者考证,杨丽中实为乾隆六十年《冕宁县志》的编者。通观乾隆《盐源县志》的内容、嘉庆《四川通庆》与光绪《盐源县志》的相关记载,以及清代修纂县志的规定与惯例,可以认为:一、乾隆《盐源县志》成书时间为乾隆四十八年或四十九年;二、时任盐源知县的曾正浩为此志的主修者,纂者主要为县衙中的官吏;三、台北故宫博物院现所藏孤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抄本,应为誊写本。     

流落海外的孤本方志——弘治《河南郡志》价值探析

弘治《河南郡志》是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最早的河南志书之一。流传至今,国内仅北京图书馆、南京地理所与湖南省图书馆三家有书,但皆为残本。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尊经阁文库藏有全帙,台湾有引进本。该书编排体例上为明代志书之典范,重古轻今,地方特色突出,而且内容丰富,详略得当,又十分注重突出本地特点,版本珍稀,价值连城,在体例、版本、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极高的价值。     

岭南古代方志碑刻戏曲资料考述

岭南古代地方志和碑刻里保存了不少戏曲资料。它们记录了岭南古代歌舞音乐和早期戏曲的生存状况、演出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信息,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官方和社会的意见。其内容主要包括本土音乐歌舞、中原传统音乐、俗节典庆演出等,也包括一些创作和批评,是研究早期戏曲形态和地方戏曲形成的重要文献资料。     

方志舆图制作中方向处理的个案研究——以道光《紫阳县志》的舆图为例

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是方志舆图制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对方志舆图进行研究一项重要内容;对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的方法及原则进行探讨应具有一定数量的、遵循同一制图原则的方志舆图;道光《紫阳县志》中的31幅舆图则可以满足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方法及原则探讨的需要;道光《紫阳县志》舆图方向处理的方法实际上体现出了以高为上或以山为上的方志舆图方向处理的原则,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方向处理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探讨乾嘉时期乃至明至清代中前期方志舆图的方向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隆庆《潮阳县志》述评

明代潮阳县志书凡六修,各志前后相继。隆庆《潮阳县志》是目前可见的潮阳地方存世完备的第一部方志,具有纪传体特点,史论结合,考辨扎实,保存有完备的修志进程史料,是潮阳地方文献资料渊薮,能够为地方治理、乡土教育、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或依据,部分记述可以对正史起到补充作用。     

方志中的历史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

晚清福建举人邱才颖,在粤任州县官二十余载。他在《东莞县志》和《香山县志》的记载中,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前者他是“遇事诈噬,邑人侧目”的贪官,在后者他却是勤奋、清廉、深得绅民爱戴的好官。不同评价的背后,实际上是邱才颖与东莞、香山两地士绅关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历史大背景所导致的。本文通过对地方志、档案、族谱、士绅著作等有关史料的爬梳,试图对有关邱才颖的不同文本书写进行对比分析,尽量寻找历史真相。对出现截然相反“方志书写”的情况,解释其原因,为深入研究晚清广东官绅关系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