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成长阶段、制度规范阶段和正向推进阶段。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在获得珍贵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从转变观念,强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推进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提高社会组织的自身素质,创立良好的公共服务形象等方面入手,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市域生态足迹时空结构及演进机制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以1990—2013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首先测度武汉生态足迹的时空结构,然后基于STIRPAT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剖析武汉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及演进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武汉生态足迹逐年增加,长期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尤其在2001年以后生态赤字逐年扩大。第二,在武汉13个区中,青山区的生态足迹最大,是武汉生态压力的主要来源地。第三,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规模增加均会扩大生态足迹,收入水平的增加能有效降低生态足迹,缓解生态压力。从目前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经济增长对生态系统的制约效应尚处于主导地位。今后生态治理须以青山区为重心;推动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积极倡导生态理念减缓生态足迹,加快生态压力拐点的提早到来。     

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兴衰与启示

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既有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集体化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的快速发展,也有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合作运动的停滞与衰退,更有当代农民合作组织的蓬勃发展。新中国农村兴起的两次合作化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也预示着不同的发展前景。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要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创新互利合作模式,同时加强政府对合作化的规范与引导。     

中国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服务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出发,探讨了城市群演进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建立了城市群演进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从城市群的专业化分工、市场规模和区域协调三条路径分别进行阐述。对中国五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群的经济联系总强度、地区专业化系数和运输联系强度对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几点促进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发展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问世,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它解决了新文学诞生以来长期困扰文坛的作家自身的立场态度、情感体验、美感情趣与其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它导致解放区的文学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由此而产生的权威话语和创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同时,对《讲话》的研究,也是关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发展规律的探索,它兼容诸多的矛盾、张力、悖论乃至魅力。     

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性质、来源及其测度:研究综述与展望

从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演化、成因、分类及测度等方面勾勒出了环境不确定性的性质、来源及其测度,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简单述评,理清了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发展脉络,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及其应对思路,并对环境不确定性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我国水禽产业化的发展历程、趋势与对策研究

水禽产业在我国畜牧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从水禽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发展、水禽生产呈现区域分布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水禽产业化健康养殖模式形成、水禽产业化组织模式基本建立等4个方面回顾了水禽产业化发展历程,认为水禽产业化发展面临5个方面的问题:水禽产业化链环发展呈现不平衡现象、水禽品种资源保护力度不够、水禽饲养环境堪忧、水禽深加工能力不突出、水禽产业信息化水平较低。论述未来水禽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特色的水禽经营方式;改良水禽品种,加大水禽地方种质资源的保护;建立水禽产业质量控制体系,开展行业自律,重视食品安全;加强水禽产业组织的紧密联系,分享产业利润;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扶持,引导产业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银行业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和历程分析

以国际贸易理论、资本流动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从比较优势论、内部化理论、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论、金融服务贸易和金融创新等角度对银行业国际化的动因作了多方面的分析。重点分析了现代银行业国际化的形成原因和特点,认为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等因素推动了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     

宋代理学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主持人的话(张金岭):宋代理学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关于宋代理学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是非功过皆可做大文章。在当今"国学热"的情势下,我们加强对宋代理学的研究是自然之事。正如西哲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宋代理学的当代研究和考量,都是源自关于中国文化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探寻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也即何者当存?何者当废?何者又要发扬光大?何者需要加以扬弃?而今全球化的潮流大浪淘沙,民族性的东西能否经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格局中守住自我的根基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地更新发展,是中国人需要破解的根本课题,也是关涉中华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大问题。在此思考中,重估宋代理学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与宋代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宋代理学的许多东西已经内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潜意识,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学术界、思想界不可不深思之,时常检讨之。这里刊出的四篇论文就是围绕宋代理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及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行的深入讨论。因此,站在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抱着返本开新的态度,对宋代理学价值进行重估,是有意义的。固然,我们并不奢望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期望以此促进宋代理学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