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演述与仪式象征

本文探讨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演述中的祭祀仪式和祭司活袍,认为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和活袍是演述得以完成的关键要素,仪式中的一系列事项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主位推进模式及其在英译汉中的转换

本文论述了主位、述位、主位推进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并举例讨论了四种常见的主位推进模式.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说明英译汉的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原文的主位推进模式作相应的调整和转换.     

文学“后批评”论

"后批评"是随着文艺研究领域有关"后理论"和"理论之后"问题讨论而逐渐凸显为一个新的理论批评话题的,至今还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的术语,但它对文学批评活动的批判反思和批评者自身批评行为的重新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针对性,预示着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趋势。"后批评"是对传统的"文学批评"和后现代以来的"元批评"的批判反思,强化了文学批评的悖论性、述行性和化域批判功能。     

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中的史诗唱述及音乐样态研究

近年来,苗族史诗及苗族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大多侧重对仪式中史诗唱诵的文本译介或价值分析,缺少对音乐的描写及调查研究.我们注意到,苗族史诗的唱述是与其民族的民俗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为此,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聚焦于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上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之民俗环境、音乐形态、史诗语言韵律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显示,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作为较特殊类别的仪式音乐,由多种乐器声响和人的声音相交融,是其民族的音乐、语言和信仰观念的综合表达.把握其唱述与传承的相关关系,对拓展民族音乐学的视野具有学术的意义.     

新闻语篇的主述位分析

主位和述位是功能语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本文主要对句子层面的主位结构及其种类,以及语篇层面的主位推进模式进行了论述,并以新闻语篇主位推进模式分析为例,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叙述语篇,新闻报道倾向于以主位同一型的主位推进模式为主。     

邻居家的熊孩子来了

邻居家的熊孩子来了,说不得,凶不得,更打骂不得,怎么办?邻居家小孩巨巨是豆豆的好朋友,他特别喜欢来我家找豆豆玩,一玩就是一下午。但是,巨巨的到来让我很头疼,因为他是一个熊孩子。一到我家,他就开始翻箱倒柜,什么都往外掏,毁掉了我好多珍爱的收藏品。而且,他经常无理取闹,一遇到不满意的事情就大哭大闹,大喊大叫,弄得我特别尴尬。巨巨妈也特别不客气,把孩子往我家一送就不管了。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和谐社会与制度协调

和谐是一种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团结互助、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等多方面内容的关系体系,这些关系有各自独立的特性,又彼此不可分割.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巩固下来,必须依靠制度,要使这些关系构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形成协调的亦即和谐的社会,与之相关联并制约这些关系的制度本身也必须协调.制度协调是和谐社会的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     

休谟法则和拯救实践

休谟法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疑难问题,它不仅抽空了价值判断的理性基础,而且质疑理性对行动的指导作用,从而对人类的理性行动或实践构成严峻挑战。从述谓或判断的分类入手,可以揭示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传统二分的基础上不足以对理性行动进行有效辩护,并提出比较性述谓和归属性述谓的区分来替代传统二分。以"好"为谓词的价值判断固然不能还原为事实判断,但是可以还原为比较性述谓,比较性述谓所蕴含的"知好选好"结构则表明了价值判断的理性特征以及理性和选择的内在统一,由此理性行动得到了更为有效的辩护。从比较性述谓到归属性述谓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不是从"是"推出"应该",而是从"应该"推出"是"。     

明诗文学生态述议

相对于唐诗、宋词,明诗在文学史上意义颇为有限,但以文学生态的研究视野而言,有明一代虽未能为传统的诗歌文体营造出适宜的文学生态,以实现其时代理想.然二百七十余年的明诗历程中却饱含着丰富鲜活的人文生机,更记录着有明一代的士人心态、社会风尚、历史变迁及精神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