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伊朗古老的灵魂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古代波斯帝国后，将之付之一炬，其都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遗迹现位于伊朗南部。令人惊讶的是，残垣断壁上的雕像中竟然没有任何有关战争杀戮的暴力场面：雕刻中有士兵，但他们不是在作战；有武器，但剑未出鞘。大部分石刻表现的是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互赠礼物、友好交谈。在那个以野蛮著称的时代，波斯波利斯可谓是一个文明的大都市。     

灵魂，用来歌唱

吉普赛人说，“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相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而灵魂，是用来歌唱的。”     

卡约文化的丧葬礼仪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 ,说明卡约文化墓葬出现的诸多丧葬习俗 ,均源自当时人们的灵魂观念 ,并由此产生了各种丧葬礼仪     

越南文学的主体性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解释

从越南文学史来看,詹姆逊提出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实质在于强调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是世界文学时代马克思文论的新观念。"寓言"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学话语特性的象征,也是其主体性的表征。越南13世纪起的"字喃文学"到20世纪现代文学的各流派,都是在建构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话语。其次,"寓言"是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总体性特征的描述,也表达了各民族主体性的核心价值观念,"第三世界"总体性与世界文学有同一性也有独立主体特性,两者并不冲突。最后也要说明,用后精神分析的"政治无意识"、"力比多"等话语范畴是詹姆逊个性话语的表述,并无亵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含义。     

中俄犯罪小说“次恶”形象研究——以《太阳黑子》和《罪与罚》为例

长久以来,不论是读者接受还是学者研究,人们作为文本接受者关注的焦点总是小说中的主角,而往往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形象与特质。在犯罪小说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主人公紧张的作案过程及心理活动,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接受者的心绪,以至于几乎完全遮盖了"次恶"形象的气质与光芒。作为中俄犯罪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太阳黑子》和《罪与罚》在成功塑造了犯罪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将"次恶"形象的独特气质与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作为城市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会、城市清醒的认知,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面,回望自己犯下的过往罪恶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彷徨、忏悔与赎罪,同样意义非凡,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明清之际咏花诗中的“牡丹”意象与士人心态

明清之际诗歌中的"牡丹"意象普遍具有沉痛的时代烙印,与特殊的士人心态紧密相联。首先,与传统牡丹诗往往给人以歌舞升平、富贵美好的感受恰好相反,它被赋予了"故国"的象征意蕴,常常唤起诗人国破家亡、身世飘零的痛楚与繁华易逝的悲伤。其次,因其"故国"的象征意蕴,它还能使诗人重温旧梦,暂时忘怀现实的痛苦,获得片刻美好的体验,成为诗人"借以娱目肆志"的灵魂遁逃之所。再次,在象征富贵繁华的基础上,发展了象征内在人格精神之"富贵"的全新内涵。     

侗族传统村寨中的灵魂观与信仰礼俗研究——基于广西三江县车寨村的调查

广西三江县梅林乡车寨村是典型的侗族传统村寨,灵魂观是当地侗族人观念世界的核心。复杂的宗教信仰及信仰礼俗蕴藏着侗族人独特的灵魂观。车寨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不仅有草木、山石崇拜等自然崇拜,萨岁、土地公等神灵崇拜,还包含信奉灵魂不灭的祖先崇拜。这些复杂多样的信仰及相关祭祀仪式,镶嵌着当地侗族人的生态伦理观和灵魂观。     

摄影中的“新纪实”与“超现实”话语——以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和杰瑞·尤斯曼为例

摄影是“自然之笔”与现实相对应。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用镜头记录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其作品所表现的个体与群像在纪实品格外凸显出强烈的视觉美感和深刻性,形成了“新纪实摄影”风格;而杰瑞·尤斯曼的“超现实摄影”与前者相异,他用纯熟的后期暗房合成技术,通过底片叠加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幻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拓展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时空维度。文章以两位摄影大师为例,从三个维度来比较“新纪实摄影”与“超现实主义摄影”：“标记符”与“象似符”;“视觉寓言”;审美欲求。     

灵魂作为第一重要知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解读

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在梳理和辨析前辈哲学家关于灵魂问题论述的基础上,以实体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质料—形式"、"潜能—现实"问题的探究,引入了躯体与灵魂关系问题来解释生命现象,确定了"灵魂作为生命的本原"的观点。他认为:灵魂是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现实。在灵魂与躯体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灵魂的两个部分":一是使有生命的躯体实现的灵魂;一是使理智实现的灵魂。灵魂的这两个部分,既是感觉的实现又是思维和欲望的实现,形成了"灵魂作为第一重要的知识"的观点,建构起了古希腊确定的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