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灾荒与乡村民变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灾荒频仍而严重,成为乡村民变的重要诱因。报荒、闹荒、闹漕和抢米风潮日趋高涨,从一个侧面说明辛亥革命前的浙江已处于革命前夜。     

近代兴安盟、呼伦贝尔盟的灾荒研究

：近代以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引发的灾荒层出不穷。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地区的灾荒情况无论是数量、规模、烈度远不如其他两个东部盟市，而且灾害发生的原因也不同于赤峰和通辽地区。     

明前期北方灾荒与乡村建设

在农业开发背景下,明前期北方乡村社会保障与农业生产条件的缺失,造成北方地区有灾则荒与乡村社会脆弱化的后果,灾荒一体化成为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社会现象,北方乡村社会实际上成为"灾荒社会".灾荒、人荒、地荒等"三荒"形成事实上的地理耦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社会原因探析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防灾手段滞后,具体体现为水利、仓储失修,森林植被之学不讲;二、抗灾能力低下,豫省人民因承担重赋、重徭及重捐之外,加之境内匪类猖獗,生活贫苦,遇灾即贫,颠沛流离;三、救济不力,清政府因光绪年间财政匮乏,吏治、河工腐败,对灾民救济不力也加重了灾荒程度。     

清朝前期湖南灾荒频仍的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期间天主教组织的慈善救助活动

1928年至1930年，正值蒋介石与冯玉祥争夺西北之时，百年不遏的特大旱灾降临在西北地区，其中陕西省受灾最为严重。在此次灾荒中，不仅南京政府和社会民间团体积极参与赈灾活动，陕西天主教也在当时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参与了赈灾救助活动，开办了孤儿院、养老院和诊所。这给予了陕西灾民一定的帮助，并对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古代湖南灾荒与社会骚动

自然灾害若达到一定烈度,除了造成人口死亡、田园毁损之外,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当生命也因饥荒受到严重危胁的死亡关头,灾民会做出道德失范、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湖南历史上因灾荒引发的农民造反或民变不胜枚举。这些暴烈行为对社会生产力和道德规范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和冲击力。     

因灾求言与嘉靖八年初明世宗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大灾荒和其他灾异的频现,对因信道而一贯敬天的明世宗 而言,有着格外强烈的心理影响,所以明世宗在嘉靖八年(1529)正月诚心因灾求言于群臣,以求革除当时政治 中的诸多积弊。因灾求言促成了嘉靖八年(1529)初的大力改革,使得当年成为嘉靖前期改革亮点颇多的一 年。这不仅有助于嘉靖七年(1528)大灾荒引发的临时财政危机的缓解,还产生了不少影响此后多年的改革成 果。不当忽视这类颇具偶然性特点的除弊举措。它是明代皇帝常因灾求言而大力革除弊政以收一时之效甚 至某些长远之效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