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北方灾荒与农业开发

政府不作为、农民贫困及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与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恶性互动,明代北方地区旋即陷入"开发→贫困→灾荒→开发"之区域贫困化怪圈.时人反思,农业开发应以富民为要,且以增加政府投入、加强管理及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为良方;而强化社会保障功能,改善开发区人民生产生活观念与方式,实施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是明代北方农业开发的历史昭示.     

灾荒与民变:略论道光十七年山东潍县马刚天柱教叛乱

道光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就在清政府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在山东潍县爆发了一次因灾荒而引起的武装暴动,这次民变以宗教为旗帜,不但攻破县城,而且劫狱杀官,对清朝最高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表面看此次民变是因灾荒而诱导的,实质是清中叶后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与恶化的结果,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逐渐失控的具体体现。     

《稼亭集》所见元至正五年大都灾荒事

高丽文人李榖所著<稼亭集>及其他史料记载,对元至正五年发生在大都的灾荒情况进行了探讨.元廷对此次灾荒的救济不尽理想,其中粮食供应不足、赈济制度弊端以及官府弊政是救荒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荒,建立救灾组织机构、制定救灾运作规范以构建救灾组织体系;大力整顿仓储、开展植树造林、重组水利机关和兴建水利设施,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调配散放赈粮、筹集拨放赈款、开展以工代赈,实施灾荒救助措施。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特点是：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救助成效有限,其原因是：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赈灾过程中贪婪腐败现象严重;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救灾奖励制度的历史考察*

为了吸纳社会资源,激励社会各界踊跃投入救灾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捐资者、经募赈款（物）者、办赈出力者、防灾御灾有功者等方面的激励、奖赏举措,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灾荒救助的奖励体制,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一些因应时代的权变。在救灾奖励制度的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整体权力系统效率低下,特别是公权私用痼疾无孔不入,加之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民政府的灾荒救助奖励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华北慈善联合会述论

1928-1930年陕西发生特大旱灾,为救济灾荒,朱庆澜联合慈善人士于1930年在西安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在天津设立办事处,联络京津沪等地人士为陕灾筹款募赈.他们以“救人救彻”为目标,在移粟就民办理急赈同时,坚持“建设救灾”理念,积极发展农赈,采取工赈办法兴办水利设施,设立教养院,采取教养兼施办法培养难童.上述措施不仅挽救了成千上万灾民,还通过建设办法促进了灾区的水利和交通设施建设.华北慈善联合会在政治动荡时期的救灾行为,弥补了政府在救荒方面的缺陷,提供了慈善组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地方样本.     

谢觉哉救灾思想述略

谢觉哉是一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在处理灾荒方面有诸多论述,形成了其深刻的救灾思想。谢觉哉十分关注自然因素之外的灾荒成因,在区别解放区政府救灾与国民政府救灾的本质不同的基础上,提出新社会救灾的主体是人民,救灾是与灾荒的长期斗争,救灾是一个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在救灾工作中应把救济款的发放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抓。从谢觉哉的救灾思想中,我们既可感受到新旧社会处理灾荒问题的本质区别,还能发现其不可忽略的当代价值。     

“靠天吃饭”:灾荒史视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

明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江南、华中、华北等地区借助便利的水运条件,形成了高度的区域性与行业性市场分工,但是生产与销售的远距离错位也让这繁荣的商品市场变得极度脆弱,经受不起外部环境的大变动,尤其是气候的剧烈波动.然而,明清之际连年的大灾却恰好击中了它这致命的弱点,致使整个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以气候变化为导向的大调整之中.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

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历来备受海内外学者瞩目。近代灾荒的频发,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抗灾赈济局面。新世纪以来,为了深入剖析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学界除继续探讨近代灾荒的成灾诱因与过程外,开始尝试将灾荒与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拓展灾荒史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