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1644-1839)湖南灾荒频仍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

本文重新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过程,指出这个过程实际上包含着思想史和社会史两条不同的线索,也就是话语和实践的脉络.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实践脉络进行认真分析,从而掩盖了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的真正途径.本文认为,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与中国慈善传统相结合,主要是通过当时重要的救荒机制即义赈来实现的,而不仅是依靠相关知识的传播.     

民国时期安徽荒成因浅析

自然灾害是人类的大敌,做好自然灾害成因研究十分必要。本篇以民国时期的安徽为例,分析了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河流状况等自然历史原因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战争、政治状况等社会政治原因对自然灾害形成的重大影响,以为现今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相应的对策以至于具体的办法。     

疯癫与文明:抗战时期的灾民心态探析——以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1942—1943年中国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战事胶着。河南省因气象干旱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荒,造成哀鸿遍野、生死无依的人间惨象。兵燹旱蝗交乘,生死之际,百态尽现。灾民显露出人类的原始本能,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的人伦与文明,恐惧绝望之下,甚至做出磨刀向亲朋的举动。然而人类的情感与依恋并未因此而断绝,相反,生死边缘上的情义与关怀更显弥足珍贵。     

脆弱的道义：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运行悖论之检讨

历史时期官府向贫民发放救助性借贷而形成的赈贷制度,是中国古代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道义色彩。儒家治国理念兴起之后,对灾荒赈贷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道义强化,明晰了其独特的价值约束:以中下等贫困农户为放贷对象、不以取息盈利为目的、持续的"活民"职能、较短的时间约束等。但统治者道义自觉的不稳定、官吏在放贷时追求私利的普遍性、日益拉长的运行链条、国家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逐利的内在冲动等,使得"最需要钱的人最贷不到钱","名义上是救助性的低息放贷,实际上却是高利贷","需要放贷的时候却得不到"等现象频频出现,彰显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背后道义约束的脆弱。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盛行原因分析

本文从资金流向、农民负担及土地分配不均等方面，分析了二十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原因。并对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作了较全面考述。     

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再思考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采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个起连接作用的概念．从研究华北乡村社会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入手．探讨了乡村社会得以自主产生权威和领导体系的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上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杜著的这一研究方法颇具新意,但是对于文化网络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有较大的空间值得商榷。     

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 ,面临自然灾害频繁和灾情空前严重的严峻形势 ,统治者在统治思想上承袭了两汉儒学“以经治国”的政府管理思想余绪 ,故其时政府应对自然灾害 ,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 ,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成因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频发,死亡人数和惨烈程度在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现象的发生,除了该地区较为复杂的气候和地质、地理环境外,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则是农民的耕地不足与普遍贫困、频繁的战争、政治腐败以及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西北地区百姓防灾、救灾能力低下.     

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灾荒资料研究

先秦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西北地区灾害发生更为频繁。但这一时期史册不全,史官制度建设不完善,影响到相关的灾荒史料不甚充分,灾荒资料分布比较零散,大多是零星分布于《诗经》、《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虽然言简意赅,但也不失为研究先秦时期灾荒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