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现.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评徐东日教授新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徐东日教授《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运用形象学理论,对众多朝鲜使臣《燕行录》、《朝天录》进行了全方位、大面积研究.该著不仅灵活地将文化阐释学等理论整合到形象学研究实践中,揭示了满族人习俗描绘的“他者”形象,还注意到汉族人形象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也有一些选择性和部分扭曲,并且动态化地剖析了异国形象生成变化的多重成因.著者成功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着重从域外视角反观中国文化,具体考察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拓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视野.     

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

李氏朝鲜遣清使臣,作为清朝历史见证者,留下了《燕行录》、《别单》、《闻见录》、《手本》等丰富的汉文文献。《别单》的记载尤为珍贵可信,里面所记史事,多有清朝文献所不详者。特别是涉及康熙后期争储和雍正帝继位的情况,清朝文献做了许多改窜、掩盖,而证之以朝鲜使臣的见闻记述,可以获得探明真相的重要线索。我们不能因为《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里面所记载的朝鲜君臣评论有误解、误断而否定"别单"等朝鲜使臣闻见记录的可信性及史料价值。     

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

“高丽棒子”是中国人对朝鲜(韩国)人沿袭已久的蔑称.但是,对于这一称呼的历史由来,却一直缺乏学术考证.其实,通过梳理朝鲜文献《燕行录》的相关内容可知,它来源于韩文的“帮子”一词.“帮子”原本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行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它从一个特定的称谓演变为“高丽棒子”这一含有贬义的泛称的历史过程,反映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使团接待政策所引发的朝鲜使团与沿途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     

明清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变异考——以“情节”和“人物”演变为例

明清时期,“孟姜女传说”通过来华朝鲜使臣的燕行记录得以在朝鲜广泛流传。朝鲜使臣吸收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的碑文内容与当地民间传闻,融入个人认知、情感和想象,在自身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的影响下进行改写和再创造,使传说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燕行录中的孟姜女相关记录,阐释其故事情节和人物构成的衍化变异特征与原因,能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域外传播的独特魅力和规律,为当下中韩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燕行录》中的千山、医巫闾山和首阳山形象

《燕行录》中出现的千山、医巫闾山、首阳山凝聚着燕行使者们的理念和精神。这三座山并不单纯是物理空间，它还提供了与中国文化相逢的契机；对于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使者而言，这三座山本身就是充满文化意义的空间。千山与医巫闾山是参与燕行的一部分朝鲜朝先觉者们转变思想意识从而实现涅槃的象征性空间，而首阳山则是他们克服既存理念的惯性、补偿自尊的另一个空间。从这一点上看，位于燕行路程中的三座山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居。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彼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