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新立异”话写作－“物→←感→←思→←文”说概念

从主体能力的角度，全面考察写作过程的实际，经过继承和借鉴，开拓和创新，““物→←感→←思→←文”的写作过程论逐渐形成，“物→←感”是写作的第一重转化，即内化，它是写作的开始；“感→←思”是写作的第二重转化，即意化，它是写作的关键，“思→←文”是写作的第三重转化，即外化，它是写作的终结。     

从文化人类学看伏羲氏画八卦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念加以审视不难发现，我国的八卦文化，乃是渔、猎——畜牧时代先民的意识形态。八卦所代表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乃是决定先民生存问题的八种基本的自然力量。所谓先天八卦图，乃是巫术信仰和符号崇拜这一类原始意识相耦合的产物，目的在于通过巫术操作使八种基本的自然力量处于符合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平衡协调状态。这一原始意识形态的定型，对于我国文化传统中形成以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为主旨的哲学观念起到了定位与导向的重大作用     

“三野”的行吟之歌——文学旅行志的一种范式

人与自然不仅体现为一种共生关系,也表现出文明样态的独特性。\"三野\"(荒野、原野、田野)是自然的语境化表述。无论作为自然的语义表述,还是人类与之相处的态度和关系,都真切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亲密性。\"三野\"叙事,以旅行为前提,从古代的行吟诗人到现代的意识流,皆可视为文学旅行志的\"行吟之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述形式,对\"三野\"的描述包含着生态智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而中西方的\"三野\"文学表述却差异甚殊。     

论古代灾害诗歌的立意构思之法

古代灾害诗歌的创作蔚为大观,但众多灾害诗歌的构思却是有章可循的,主要包括直呈伤痛与苦难、凸显伤痛的美学价值、注入悲悯情怀与运用卒章显志等几种基本手法。这些构思之法,可以为当代灾害文学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同时也是生态警钟,提醒人类努力保护与建设生态文明。     

王质《诗总闻》体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摘要(Abstract):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三十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该书废序言诗,独创\"十闻\",他的论说\"因情求意\",以示今古虽异、人情不远,以比较批评的方法扬弃前人之说、树立作者之意,并且征引屈原《离骚》、焦氏《易林》进行《诗经》解读,尝试比较品评,多发个人新见,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方法。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企业对外推介的英译

由于中西方民族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不同,企业对外推介英译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英汉语的两大差异造成的:首先,形合、意合的区别,汉语重形合而英语重意合;其次中英修辞习惯的差异,英文讲究直白简洁,中文讲究雅,修饰语较多。本文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探讨上述差异对企业对外推介英译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翻译策略。     

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唐仲冕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纂

乾嘉之际,在政府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兴起了编纂方志的高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时,乾嘉时期也是考据学的兴盛时期,这部方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风格的影响。而这也与主修唐仲冕的个人兴趣爱好有莫大的关系。从研究主修唐仲冕入手,深入探讨这部方志的编纂问题,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此时期的方志编纂情况作整体了解。     

岑毓英爱国之二义举

清末云贵总督岑毓英是一位爱国官员。 19世纪中期的边疆危机中 ,他坚决抗敌 ,力图把侵略魔爪挡在云南之外 ,暗中指使了“马嘉理案” ,案后积极辩驳 ,据理力争 ,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法战争中 ,他率领军队奔赴抗法前线 ,发动了著名的宣光战役 ,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 ,但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 ,牵制了敌人主力 ,为东线镇南关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今天的56个族，是历史上众多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和文化，形成了整体上的认同和思想文化上的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并赋于强烈的民族感情，上升为爱国、振兴中华民族的奋发向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