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动机与偏好动机的共存

康德的责任动机理论是其备受争议的主张之一。人们通常认为康德的道义论强调责任动机,拒斥各种偏好动机,从而将情感等要素排除到道德动机范围之外。但是,在康德的道德动机理论中,责任动机和偏好动机的关系是共存的。     

司法认知的价值之维

有些事事实不需要证据证明,法官依职权直接确定为真实,这就是司法认知。司法认知规则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国法官职权强甚至超强,当事人主体地位弱甚至超弱的情况下,更需要划清法官的职权范围,理清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界限,司法认知的现实意义凸现。司法认知的主要现实意义是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和提高诉讼效率、促使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扬长避短。     

经济责任审计与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思考

从经济责任审计的实际出发，联系工作实践，对目前经济责任审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试图能解决当前经济责任审计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作用，促进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论新《公司法》对我国董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中频频出现了董事等管理层侵犯本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在证券市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加上“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日渐暴露,各界要求加强对董事等公司经营决策层的管理的呼声不绝于耳。本文就是在考察现行的董事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董事的责任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之回归

归责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类型化的根据,具有统领侵权行为法其他规范的作用。国家公权力侵权行为,虽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但仍属侵权行为法总的归责原则之统辖范围。因此,“违法责任归责原则”的提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有必要回归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正确表述上来。这种回归不仅仅是法律术语规范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引导我们把国家赔偿法的研究重心放在公权行为的违法特性方面。     

企业并购中的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机理研究——以国机集团并购中国二重为例

企业实施并购,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关注承担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企业声誉理论,构建"企业并购—社会责任—声誉资本—并购价值创造"的分析框架,以国机集团并购中国二重全过程为例,深入分析履行社会责任、声誉资本与并购价值创造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全过程社会责任管理思维对于企业并购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是关乎企业并购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履行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从不同维度形成声誉资本,声誉资本能够促进并购价值创造.履行社会责任与并购价值创造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因此,企业在并购中应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坚持全过程社会责任管理,履行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不断积累声誉资本,从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提升企业竞争力.     

系统论视域下新时代健康中国治理：逻辑结构与伦理向度

健康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以系统论视角审视新时代健康中国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始于主体自觉、行于过程协同、融于环境优化、验于结果导向的健康治理体系,从过程和结构维度完整展现了系统思维中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和整体性逻辑。健康治理作为面向公共健康的行动和过程,天然要求体现出旨在保障健康治理内在善性和道德合理性的伦理关怀,人民中心的至善伦理、公平正义的目标伦理和责任导向的保障伦理则构成了健康中国治理的伦理向度。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论新《公司法》的四项核心原则

在《公司法》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反思和重塑公司法的核心原则有助于宣誓法律价值,明确立法目标,奠定立法基调,重构法律条文,统领法律解释,提高立法质量,增强公司法全球竞争力。公司法的首要原则是保障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活力。第二原则是保护股东权利,坚持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鼓励投资兴业、避免资本外流。第三原则是尊重公司的债权人,强化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化解金融风险。第四原则是赋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义利并重,打造受人尊重的多赢共享的商业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原则和而不同、同频共振,既应载于公司法总则,更应贯穿于全部公司法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