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象化、物化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

考察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需要区分物象化一般与生产关系的物象化、物化一般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需要区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与竖立其上的拜物教观念。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是指生产关系表现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是指物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作为物就具有的属性。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非常复杂,远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和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能够透彻地说明的。拜物教观念指的是一种把物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的错认,它直接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而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有关。在拜物教观念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混淆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化、永恒化了。     

自杀行为手段和时空的人文地理研究

不同民族、人群自杀行为的手段、时空分布有所不同。中国人所选择的自杀手段、方式及时空分布与社会文化习俗有着重大关联,如服毒、自缢、溺水等。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坠自杀现象增多。西方人自杀多选择暴烈的手段如枪械、高坠、车祸等。日本人的"切腹"自杀等均有深沉的社会文化因素。自杀行为在时空分布上也与自然条件(气侯等地理因素)密切相关。     

文化“汇流”:华人艺术家周文中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途径研究

努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提高国际影响力就要打破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创造有利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美籍华人作曲家周文中倡导并践行的东西方文化“汇流”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传统与现代的汇流推动东西融合、古今一体,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其次,经验与情感的汇流可以增进认知,建立好感,营造顺畅、有利的传播环境。最后,本土与国际的汇流有助于培养重视艺术传统、具备国际视野、贯通中西的艺术接班人。据此,以周文中为代表的华人艺术家借助中西方在“知识上”和“情感上”的共通之处,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并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其有益经验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及当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借鉴。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话语责任

本文从社会、传播、个人三个层面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话语责任进行了探讨,并理析出了确立和承担话语责任的两个基点:立足于大众传播的性质和任务,立足于主体的认识和创造。文章认为,社会层面的责任承担,在为大众传播确定方向的同时,也为具体的有声语言创作确立了高远的目标;传播层面的话语责任是主体对大众传播作用具体化的认识;而在个体层面,话语责任则是指传播主体进行具体的语言创作、话语表达时所应承担的权利与义务。     

论当代社会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社会变迁对中国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嬗变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深入研究电视媒介人的观念变革、电视节目构成的多元化、受众接受心理的演变、媒介价值取向变化的双向互动意义,可以使得电视传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     

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

共情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凝聚民心,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同时,共情传播也为破解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与障碍提供了情感支撑。但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共情极化、共情超限、“反共情”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社交媒体发展,为破解两者矛盾带来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共情融入国家形象传播平台建设、精准共情营造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环境、共情议题提升国家形象议程设置能力三个途径提升国家形象与共情传播的有机结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国际传播的 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内外有别和灵活应变,巧妙运用国际传播策略与传播技巧,有力回击了国民党的政治谣言,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舞台。从传播学理论来看,毛泽东注意采取多样化的国际传播方式,细分国际传播受众,优化国际传播话语,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使得传播效果最大化,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