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明代女真社会的“商人”群体

女真商人的绝大多数是由各部族的首领构成,从事商业活动只是他们全部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部分,而这种商业活动是以明朝的朝贡制度为基础的。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不能不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同时,商业活动也影响着政治权力的消长。从事商业活动的女真人,不仅要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要从事渔猎、农耕、掠夺及其他经济活动。女真商人将汉文化的影响带入女真地区,促进了女真社会的迅速发展。     

论上海犹太遗址及特色建筑的保护和开发

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反映了犹太人在近现代上海各个领域的活动情况,是上海城市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所具有的建筑审美价值、人文历史内涵以及促进对外交往的独特功能,在此基础上就保护和开发这些遗址和建筑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     

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犹太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直觉主义哲学。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 ,是一条介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亦东亦西”的思想之路。犹太哲学不仅在形式上利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传统 ,而且做到了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与统一。犹太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在于 ,它认定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表明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是可行的 ;中国现代哲学没有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与西方哲学的真正融合 ,犹太哲学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作为一种宗教哲学 ,犹太哲学提醒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关注宗教信仰因素。     

《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嬗变及其原区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到了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为代表,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复杂的商人形象,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威尼斯商人》主题的现代阐释学批评

用现代阐释学批评方法重新解读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的主题 ,往往与文学史家的结论大相径庭 :该剧不是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话题 ,而是以建立一种真城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旨。     

扼后日本媾和外交策略研究——以吉田茂的“商人式国际政治观”为中心

本文以旧金山媾和为研究主线,以吉田茂的"商人式国际政治观"为研究视角,探讨战败国日本在旧金山媾和过程中的媾和策略.旧金山媾和是冷战形势下日本应加入西方阵营,尽可能在对日本有利的时机下实施的.是在全面媾和与单独媾和之间选择后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后者.本文认为战后日本的媾和外交策略既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传统的一种必然回归,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     

重读莎翁喜剧《威尼斯商人》

莎剧《威尼斯商人》是利用两个民间故事的情节演绎而成的一本喜剧。除了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还揭示当时社会的种族歧视和被压迫者对压迫欺凌的反抗，并通过戏文展示出一个商业社会的全景     

“米果大王”蔡衍明——从街头出来的大商人

蔡衍明出身于台北富人家庭，却充满江湖气。他对读书毫无热情，大部分知识郝来自电影与街头，认为“在街头看一年，胜过读三年书”。的确，蔡衍明19岁接手家业，化危机为转机，一手将濒临倒闭的公司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米果制造商，赢得了“米果大王”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