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与"侠"略论

李贽首先是一位"好汉",他尚侠,主张作侠而不作圣,有强烈的英雄豪杰心理期待和信仰崇拜,顶天立地,无所畏惧,思想胆力无与伦比.把李贽定性为具有侠义肝胆的"好汉思想家"或"思想之侠"更为确切,也更便于还原李贽作为"异端"、"另类"的本真面目--作为思想家与侠士融为一体的产物,侠之骨、侠之气和侠之精神对其思想个性有重要的支配作用.李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对侠文学进行集中关注、倾心阅读并系统评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侠"对其文风及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狂人”的精神文化链条上:林纾人格论

林纾虽然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顽固守旧派,但从文化人格上看,他和那些被 称为时代“狂人”的“五四文化激进派”一样,也体现出一种“狂者”精神,同样属于中国“狂人”精神文化链条上 的一环。只不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动作型”、“铁血型”的狂者有所不同,“畏天循分”的人生信条使林纾更体 现出“狷者有所不为”的一面,而“狂狷”与“循分”的融合则造就了林纾晚年身为“道德遗民”的人生方式。     

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摭论

《闷与狂》有着跨文体创作的意图,延续着王蒙一惯的超越创新的勇气,比较集中地体现出王蒙60年写作的精神特质,因而是分析其小说艺术的一个典型样本。《闷与狂》是一部务虚式的爱情自传,以中式意识流手法展开生命回忆,却又有着政治抒情痕迹;它是作者"为己的写作",充满密实堆积的典故,且有着中产阶级的立场,但它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一种政治知识分子写作;作者以"少布"情怀高唱"青春万岁",以"闷与狂"证明着"不老的心态",展现出一种革命青春型人格,却也存在着语言概念化自动化、叙事无故事少细节、抒情狂飙化高蹈化等缺陷。     

文体的“朦胧”与修辞的狂欢——王蒙《闷与狂》散论

王蒙的新作《闷与狂》采用了"反小说"的写法,由此导致了读者对作品文体认知的困难,呈现出一种文体上的"朦胧"。同时,作品也将王蒙式叙事语言推向了极致,陷入一种修辞上的狂欢。这种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文本是立足于未来的,其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在当下则可能造成一种接受障碍。     

唐代诗人狂者精神论

唐诗中有大量"狂"字,"狂"在唐代诗歌中所指主要有吟咏之狂、性情之狂和饮酒之狂等三个方面。唐代诗人的狂者精神在唐代的演进与唐代社会密切关联,亦与儒、释、道相关联。狂者精神具有促进唐诗的创新与超越、塑造唐代文人自信自负的人格范型等独特的文化内涵。     

试论唐代诗人的"接舆"情结

接舆形象在汉晋时期成为隐、狂、仙三重人格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象作为一种原型在唐代被诗人们所向往和追求,从而导致了接舆情结--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机制的生成.它的生成表现为一种文化心理需要:唐代求仙问道的风气使人们羡慕接舆的长生不老;接舆之狂实暗合了唐人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深层心理愿望;仕途失意情况下,接舆愤世又成为诗人们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调节方式.几种情况相互交织,接舆情结在唐代的生成实为必然.     

试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逸”的演变及其影响

"逸"作为审美范畴由唐代提出,但真正将其发挥到极致的,是历史上的宋元时期。"逸"在宋代的"神逸之争"中因文人画的出现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元代四大家又将高扬主体情志之"逸"的内涵发展到了极致,可见宋元美学对"逸"的推崇。"逸"的升腾标志着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对理学的思想统治是一种异己的、破坏性的力量。但对"逸"过度推崇,以贬损、否定客体来高扬主体,以与客观现实相背谬、相抗衡来舒张自我主观世界,则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和影响,甚至将"逸"引向狂怪、幽僻的歧路。     

竹林名士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

嵇康与阮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以放任狂诞的人格姿态反抗虚伪礼法对人性的戕害。相比之下,嵇康洁身自好、愤世嫉俗,而阮籍则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将两人合观,我们可以对庄学"自然"范畴在主体性层面的内涵的二重性获得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     

纵横任我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狂与悲"的独幕 ——谈《狂鼓史》的"寻我"情怀

本文旨在通过简要分析《狂鼓史》中"狂"的悲剧表达、"真幻相生"中寻觅真我以及徐渭《狂鼓史》之外的人格追求三方面来简要论述《狂鼓史》的"寻我"情怀.从而窥探徐渭不自觉的感情暴露,与自我价值的深刻认同,将徐渭的"真我"面目一层层剥离,并找到那个最真实最本色的感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