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解读

＂哲学王＂是柏拉图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们往往只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它,由此形成了各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通过阅读《理想国》的文本探讨＂哲学王＂的真正含义,可知＂哲学王＂就是拥有真理性知识之王,也是一种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于一身的理想人格。这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它对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具有范导意义。     

转型期我国文化产业营销模式创新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转变经营思路,创新营销模式对于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实现文化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企业应在充分运用新媒体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文化产业核心因素,凸显“内容为王”、版权价值、数据资源、移动互联、品牌价值等关键特征,创新内容营销、版权营销、大数据精准营销、移动互联网营销和品牌营销等,从根本上助推我国文化产业营销模式的转型升级.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     

《蝇王》的女性主义解读

长期以来,《蝇王》被国内学术界视作20世纪的男性经典,戈尔丁也被冠以男性中心主义的罪名.然而,仔细阅读文本却有相反的发现:虽然《蝇王》以女性缺席为背景构建文本,但其整体结构却呈现女性写作的特征,是一部旨在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本.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阈中,《蝇王》可以被阐释为"菲勒斯文化确立--女性诱惑与挑战下男性的恐惧与分裂--菲勒斯文化崩溃"之历史进程.女性写作特征的挖掘可以消解将作家性别等同于文本性别的批评定势,给《蝇王》的人性恶主题以及叙事结构重释带来一线光明.     

《蝇王》中的人性观

威廉·戈尔丁笔下的《蝇王》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主人公之间如何从开始建立一个文明组织到最后变得一片混乱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展示人类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个性,一个是文明的、另一个是野蛮的。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利用背景、人物个性、和象征,详细地给读者描述了这些双面人。威廉·戈尔丁用《蝇王》告诉读者最危险的敌人是藏匿在每个人心中的邪恶,人们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不可忽视它。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

“《格萨尔王传》是东方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个课题还值得继续花大力气去做。试可分别从史诗的三个要素---情节、人物、艺术切入展开对比研究,确证《格萨尔王传》的艺术成就整体上达到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同等的高度。仅就情节而言,《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均主要描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撄夺财富的战争,同时交织着部落内部多妻制所暴露的男权统治社会矛盾、部落首领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和人神两界互动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相对而言,荷马史诗更瞩目人类在战争中的力量,《格萨尔王传》更在乎战争的正义性。中西两大史诗情节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源于共同植根于英雄时代,而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形成、发展的时间跨度更大。从历史类型学窥探其荧荧大端,《格萨尔王传》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情节均具有实在历史性、神话传奇性和社会全景性,具有永恒魅力和认识价值,占据古典史诗情节概括提炼和组织安排艺术的最高峰线。     

《格萨尔王传》英雄形象性格的经典性——基于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比较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动态地、发展地叙写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赫克托尔、涅斯托尔和佩涅洛佩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和盘托出了他们在为荣誉而战的光环下的追求体系;《格萨尔王传》也在为"善道"而战的旗帜下,动态地、发展地写出了格萨尔、贾察协噶、绒察查根、珠牡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将其追求体系和盘托出。中西两大史诗均开创了同时描写古代英雄之表层性格和"深层性格"之先河,他们代表着"英雄时代"之时代"英雄"亦人亦神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体现着人本意识、自由意识以及责任、担当、关怀意识,具有经典的人文价值和崇高的审美价值。从英雄形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格萨尔王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不愧为《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东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