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瑕》所记“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再析——答李永祜先生兼及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文待诏诸公"、"文徵仲诸公"、"文衡山诸公",皆是通称而非专称,也非确指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戏瑕》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其中"文待诏诸公"并不等于"吴中四才子"。文、祝、唐、徐四人年龄差距颇大,并没有共时的青年时段和诸生生活能够在一起"听人说宋江"。钱允治是和文徵明诸公一起听的,听的是同一个内容,即有摊头的宋江故事,时间不早于钱氏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具体时间当更晚。《戏瑕》所载正是文徵明晚年与门生故旧"听人说宋江",钱允治有幸"与闻"。这则史料不能用来证明嘉靖以前《水浒传》在社会上流传过。学术研究应该坚持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不主观妄断,不随意推衍,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和准确。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     

宋代弄孔子优戏的俳谐精神与优伶惩戒

自唐以降,弄孔子、戏儒流之优戏表演绵延不绝,尤以宋代优戏为著。它以戏谑性的妆演,隐含复杂深刻的历史内容,因其牵动道德、宗教与文化学术方面的敏感神经,尤其与时事政治相抵牾,而屡遭官方惩禁,但它渎经侮圣、诋贤叛道、戏儒刺奸、讥时揭弊的俳谐精神,则演绎了儒家思想民间接受的另一面,显示了戏剧文化与社会政治渗透消长的态势,作为早期戏剧不可多得的“真戏弄”,在戏剧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的诗观

杜诗之所以有如此空前的成就,亦在于其有较全面、较先进的诗歌观念;而杜甫的诗歌理论,散见其所著诗篇,较重要者有《解闷十二首》及《偶题》两篇,其中能自成体系、奠定杜甫论诗主张者,为《戏为六绝句》一篇。本文分析探讨了《戏为六绝句》的创作动机,并对其诗学内涵重新作了疏证,又联系其它诗篇中的有关诗学理论的诗句,综合讨论了杜甫的诗学理论     

试论冯叔鸾《啸虹轩剧话》和《戏学讲义》中的戏剧美学思想

冯叔鸾是处于中国新旧戏剧更替的大背景下具有过渡性质的戏剧理论家。《啸虹轩剧话》和《戏学讲义》是其戏剧理论的代表作。他在这两篇文章中主要探讨了以下戏剧关学思想：剧本中心论与以美为标准和目的;舞台表演：“我即非我”;艺术性与思想性：戏剧艺术与美育的关系。对冯叔鸾的戏剧理论进行研究探讨,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研究工作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