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庭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法庭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关系未理顺;法庭的审判工作中存在受理难、取证难、判决难;法庭法官业务素质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需要;法庭基本建设成效甚微。此外,在人民法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上也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针对上述问题,应当采取以下对策走出困境:提高对农村法庭在农村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理顺法庭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深化农村法庭的改革;抓好业务培训和思想建设;设立诉前调解室;加强对基层法庭的管理工作。     

产品全过程的环保成本意识及评价

本文将“环保成本”概念引入产品评价(即在包括产品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处置的全过程中将环保治理费纳入产品成本),并从企业、国家、消费者利益的角度论述“环保成本法”在中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产品评价的环保成本因子及其评价模式,进一步探讨解决费用分摊问题的可行途径。     

河湟谷地水资源利用及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河湟谷地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与黄土高原接壤的农牧交错地带,自古就是我国西部农牧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自20世纪60年代始,这里的水资源生态环境恶化的态势日益严峻,已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就如何科学合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对其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对河湟谷地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提出了对策研究。     

论企业的环保责任:以温州为例

生态环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更是一种社会资本,它是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企业环保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本文通过对温州有关现象调查,揭示了现阶段温州企业环保责任缺失的原因,并从强化意识、完善立法、加强监管和引导及政策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     

德国专家到西安传授先进环保节能锅炉技术

2008年9月16日上午,西安市节能监察监测中心举办的“中小型工业锅炉能源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培训班正式开班。     

自由贸易协定环保条款促进了环境产品出口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保条款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出口到157个贸易伙伴国的环境产品层面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FTA环保条款对环境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FTA环保条款显著促进了中国环境产品出口规模增长;(2)FTA环保条款对中国环境产品出口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3)相较于发达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FTA环保条款对中国环境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加明显;与可再生能源设备、环境保护型产品以及环境友好型产品相比,FTA环保条款对中国环境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监测分析和评价设备这类产品。     

绿色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创新模式分析

文章在分析我国环保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基础上,基于对江苏宜兴环科园的实地调研,分析宜兴环科园绿色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创新模式,进一步探究其运行机理。分析发现,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数字供应链融资模式和人民普惠金融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环保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控制融资风险。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提供经验,推进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     

企业员工主动性人格与环保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

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对企业环保工作的开展做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激发员工工作场所中的自主环保行为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员工个性特征对员工职场行为的影响,探究企业员工主动性人格对员工环保公民行为的影响,并引入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探究组织认同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基于对223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的环保公民行为在职位层级、个人月平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组织规模和组织性质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环保公民行为有显著影响。主动性人格既可直接正向影响员工的环保公民行为,也可通过组织认同的作用间接影响员工的环保公民行为。研究结论为改善企业内部环保行为和企业的绿色管理提出建议,对响应国家的绿色环保措施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中央环保督察何以赋能地方绿色治理——一项多案例研究

作为一种纵向干预机制,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绿色治理的关键力量。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如何赋能地方绿色治理,目前学界尚未有清晰的解释。本文将赋能视为一种行动能力的建构过程,并从权威、资源和话语正当性三个维度建立起中央环保督察赋能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个典型督察整改案例的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通过三种路径赋能地方治理的绿色转型：一是以党政责任的重构延展环境治理中的正式权威;二是以政策注意力的再分配实现治理资源的整合;三是以策略性的沟通与传播实践建构话语正当性。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凸显了党的领导在环境治理转型中的关键角色,也有力地激活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最终将有助于推动“大环保”治理格局的形成。因而,中央环保督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式治理”,而是对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化重构。深入挖掘环保督察赋能下的地方整改实践,将有助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方案。     

论环保督察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约谈制度的构建路径

环保约谈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新型治理措施,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保约谈制度在环境立法中不断演变,并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项重要工作方式。由于实践中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这两类约谈措施实施主体、程序具有高度相似性,使得在制度构建时较少区分约谈措施的法律性质,导致了不同约谈措施的混用。在环保约谈制度构建中,各地规范约谈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其对督察约谈制度的处理方式,也呈现出单行、融合与衔接三种模式。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分属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体系,两个体系应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建议规范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文件以衔接模式进行构建,与督察约谈衔接的同时,保留党内法规规范督察约谈制度的空间,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