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绿色保险试点取得阶段性进展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近日向新闻媒体通报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进展情况.在环境保护部、保监会大力推动下,各地稳步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在部门协调、立法推动、市场运作等方面迈出可喜步伐,湖南、江苏、湖北、宁波、沈阳等省市试点工作取得成效,全国首个污染责任保险理赔事件圆满完成,绿色保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进路探析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推行的法律依据不足、相关技术指导文件空缺、人才和服务短板尚待弥补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遭遇供需双冷局面的深层缘由。通过与域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完备国家的对比考察,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体系的完善、企业违法的高成本以及健全的配套机制,皆为我国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值得借鉴之处。为此,我国可以依照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体系、协助保险机构提升承保能力、激发企业提升投保需求"三管齐下"的总思路,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之路。     

《人与生物圈》活动课教学设计

一、背景分析和指导思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粮食短缺、人口增长过快、环境污染、资源开发不合理等都与生态学有直接的关系,作为生物学教师一定要更好地完成对学生的生态环境教育。人教版高二     

江苏青年学人

龚向和 龚向和,1968年生,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07CFX010).     

浅谈绿色施工的管理措施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建设部已发布了《绿色施工导则》,强调绿色施工,最终目的是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绿色施工在管理方面的措施大致可分为一是,减少环境污染、施工结合气候、节约资源三个方面。     

城市排水系统建设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日趋严重。造成水资源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水资源总量先天不足;二是水质日趋恶化,不能满足水体正常使用要求。恢复我国水环境是解决我国水     

困与解:环境污染责任之构成审思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关涉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权利行使的冲突,在构成上不要一味地以纠正正义理论强调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还必须以功利主义理论考虑行为人利用环境资源为社会带来的利益,故应以行为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并援用忍受限度论来判断之.考虑到侵权责任法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损害已实际发生,以损害结果而非造成损害结果的行为来认定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与民事责任更为契合.此外,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遭遇消极抵制,缘于立法存在的“皱折”,需要通过司法予以“熨平”,故要求受害人举证证明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之间因果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盖然性,在此基础上,法院可以作出因果关系的推定.如此,平衡双方的利益,更有利解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件.     

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法治中的作用

中国各省2010-2014年的GDP、环境投诉量、环境犯罪案件惩处力度,可以反映环境治理活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虽然立案和逮捕环境违法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但政府受理和处理的环境投诉量与地区GDP产值高度相关。这说明,环境治理的重心不在于刑事处罚的严厉性,而在于环境执法的严格性和频繁性;环境执法短期内可能造成失业、罚款、减产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发展。研究也发现,不同地方对环境污染案件处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环境保护刑事司法地区差异严重,环境保护执法不重视公众投诉,案件公示的透明度低,环境监督信息化水平低,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缺乏刚性等。研究建议,继续加大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的公开化,增强人民群众诉求渠道,全方位监督和采取司法手段处理环境污染事件。     

论我国跨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调处的适用机制

近年来,解决跨界环境污染纠纷的地区之间合作协调机制不断地推进和完善,但学界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调解方面,而对跨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调处机制的研究鲜有涉及。国家立法或者地方立法层面也没有详细具体地规定行政调处机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0条仅仅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跨行政区域的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因此,有必要从跨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调处的适用范围、主体、方式、性质及效力等基础问题展开研究,以充实环境污染纠纷行政调处的国内理论。     

成本倒逼，利益引导--合理运用排污权制度消解经济与环境的矛盾

排污权制度是一整套制度体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相互之间长期磨合协调的结果;是经济学规律中总结出的成本倒逼和利益引导机制综合作用于企业,引导其自觉走向节能减排道路的指挥棒。同时,排污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管控相结合的制度,并非单纯的市场性政策可以实现,必须借助政府的调控作用,才能凭借基准价格和数量控制两个指挥棒应对环境质量和企业成本效益,进而影响企业排放水平,实施有效调控。当前应该注意在试点中领会运用“不争”论,积极贯彻政策,推进试点工作,在重点突破和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制度推广的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