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成就动机与房树人绘画特征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中学生成就动机与房树人绘画特征的关系,为中学生这一群体提供新的心理健康测评方法。方法:对保定市某中学初一至初三344名同学采用成就动机量表和房树人绘画测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在成就动机中趋近成功动机与房树人绘画特征中的6项特征呈正相关,与3项特征呈负相关,回避失败动机与绘画特征中的9项特征呈正相关,与3项特征呈负相关。结论:房树人绘画特征中的21项特征能够体现中学生的成就动机情况。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现代拼布工艺材料的创新性研究

拼布艺术从生活中产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从简单的零碎布料拼缝发展至各种艺术形式的表达,无不体现着解构主义的艺术观念。本文从拼布的材料和工艺出发,研究现代拼布工艺材料的创新性应用,探讨现代拼布的工艺创新、艺术内涵和市场价值等方面的内容。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翻译美学视阈下《瓦尔登湖》徐迟译本评介

《瓦尔登湖》（Walden）是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经典文学作品，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中国译者徐迟首先将其译入国内，译名为《瓦尔登湖》。此后不断出现译者和译本，《瓦尔登湖》一度重译，频繁出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重译《瓦尔登湖》的热潮，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翻译界对《瓦尔登湖》汉译本的关注。通过将徐迟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美学新视角切入，对《瓦尔登湖》译文之美进行解构，分析其中作为变量的美学因子，以期为研究《瓦尔登湖》做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