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府的道教风俗及其“悲凉之雾”

道教的消灾祈祥法术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贾府,无论主子或奴婢,有的佩戴护身符欲消灾避祸,“仙寿恒昌”;有的炼丹烧汞欲升为神仙;有的打醮设道场欲解除冤孽;有的作法欲诅咒他人等。然而,那些欲消灾者病缠身,欲成仙者命早亡,欲害人者先害己,落了个烟消云散的悲惨结局,无不笼罩着浓重的“悲凉之雾”。撩起悲凉的雾纱,可以窥探出曹雪芹对道教“助教化”无望又找不到“补天”良策的彷徨苦闷心情。曲曲悲歌实际是曹雪芹对道教信仰及其法术失灵的形象化宣泄和标示。     

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

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浅谈水彩画的艺术韵味

本文从水彩画的水韵、色韵、笔韵、纸韵以及趣味之韵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水彩画的艺术韵味。特别是对水韵、色韵、笔韵三个方面详细的介绍了透明水彩画的艺术魅力。     

《二十四孝图》新解

《二十四孝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孝子的典范故事,作为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出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我们需要为此发扬光大。但需要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这种历史沉淀物,使其更好的体现民族品格。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文心雕龙·神思》创作要义新绎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是一篇专论艺术构思与想象的著名论文。其“神与物游”说,实即形象地阐明了“心物交融”的过程,开启了形象思维理论的先声;而形象思维的结晶便是“意象”,即“人心营造之象”,作者要像“窥意象而运斤”的“独照之匠”那样,迅摄意象,运笔于纸。而意象的酝酿与定型,其必不可少的前提又“贵在虚静”。“虚静”是对创作之前的作者必须保持境静与心静的双重要求。     

没落贵族的末世情怀--"银箫生、梵玲故事"与《紫罗兰》伦理叙事

"银箫生与梵玲的系列情感故事",是<紫罗兰>自创刊以来刊登的系列连载小说,整部作品以"自叙传"的手法展开,充满了抒情伤感的末世情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叙传"创作,在读者中颇有市场.但是"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与新文学"自叙传"貌合神离,本质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新文学"自叙传"以种种反社会的行为体现出对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却是通过叨絮的伦理诉求,建立起顽固的封建樊篱,以企达到反现代性的目的.     

胡寅的理学思想

胡寅(1099-1157年),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胡寅原系胡安国之兄的儿子,后为胡安国收养.经其父胡安国精心调教,潜心于学.后以北宋宣和进士甲科及第,并步入政坛.从政后临靖康之难,为政主抗金复仇,誓不言和.因投降派秦桧当国擅权,乞致仕,归湖南衡山治学.后复出,绍兴二十七年卒,谥文忠.胡寅的学术著包括<崇正辩>、<读史管见>等,另辑有<斐然集>,均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文献.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香山“长庆”有遗篇——试论《长恨歌》与《圆圆曲》的黍离之感

梅村体是长庆体的变格,但其中都充满着浓烈的黍离麦秀之感,所不同者在于一为乱世之音,一为亡国之音.诗人感伤兴寄,作垂戒之用.